汪少华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薇 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语言风格研究”（项目编号：18AYY022）、江苏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认知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5YYA002）以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官方媒体话语策略的认知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3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
后真相时代的话语扑朔迷离，往往事实被掩盖，真相被扭曲，话语研究面临新的挑战。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从社会文化视角解释话语结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架构理论侧重于从认知视角阐释话语理解和接受的认知机制。鉴于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根本使命和主要理念基本一致，二者日趋融合。为了更加客观地分析话语和理性地看待问题，本文提出批评架构分析的新路径：在描述语言特征层面引入架构的新视角；在阐释推理过程和话语之间的关系层面引入操作性更强的架构隐喻模式；在解释推理过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层面引入道德模式作为分析意识形态的工具，使批评分析落到实处。
关键词
“后真相”时代；架构理论；批评话语分析；批评架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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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尤其是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发，从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到朝核危机、欧洲恐袭、意大利总理辞职，国际局势的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加。《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2016年度词汇。同时，德语协会也将“后真相”（postfaktisch）选为2016 年度词汇。“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显而易见，我们已经进入以不确定性和情感与信念先于事实为主要特征的“后真相”时代。 在“后真相”时代，谎话、流言、绯闻、虚假报道与真相并存。如何去伪存真？语言一直是主导社会力量的媒介，并通过传递话语结构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而使其产生的权力合法化。现实的复杂多变必然带来话语的扑朔迷离，也意味着传统话语分析方法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时将面临新的挑战。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然而，以往的批评话语分析虽然从宏观层面将话语结构与社会文化相连，却忽视了基于社会共享知识的个体经验，对个体思维模型和情感因素也解释不足，尤其是解释话语如何参与操控时更显单薄。这需要从认知视角对话语理解和接受的认知机制进行分析。而架构理论整合了政治学和认知科学中的最前沿理论，操作性强。因此，本研究将探讨架构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拟为“后真相”时代的话语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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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话语的主要特征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塑造“后真相”的语境，新媒体层出不穷，信息多样，视角多元，社会关系不断重组，舆论焦点错位。面对各种海量信息，人们会出现无所适从，真伪难辨，难以取舍。例如，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经理Conway提到，在奥巴马医保（Obamacare）政策下，几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医疗保险、医生和医疗计划。很多人可能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而这显然与真相不符。事实上，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统计，都清楚地显示奥巴马医疗计划大幅度地增加被医保覆盖的人数。可如此简单的事实，也可以轻易地被对方的“另类真相”所扭曲。在这个“后真相”和“另类真相”时代，真相和谎言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话语呈现多元化、差异化、情感化、碎片化和复杂化等新特征。读者以为是真相的东西可能是阴影，只有通过考察作者的感知、思想、大脑、语言、文化、新方法或社会动力，面罩才可以被揭开（Goffman 1974：1）。虽然主流媒体相对客观，但受到自媒体的冲击，好逻辑和坏逻辑都参与到认知和推理的过程中，真相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话语分析方法必须做出调整以应对新问题，适应新形势。因此，我们应该对话语进行批评架构分析，揭示其中的欺诈性架构，把真相还原给公众。正如Moynihan所言，你可以发表观点，但无法发表事实（Andersen 2017）。我们的语言无法直接反映世界，只有通过概念、意象、原型等认知方式去对客观世界进行表征，因此话语只能尽可能客观地、理性地反映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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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话语研究新路径的探索
人们对“黑天鹅事件”及其舆情无法理解，难以预测，“后真相”时代有些事实和真相开始让位于情感与想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用18世纪的大脑去理解21世纪的政治！（Lakoff 2008）。Lakoff近十年创立了架构理论（Framing Theory），并用其来解释、引领和指导话语实践，对“后真相”时代的话语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启示意义。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批判“后真相”时代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并逐步回归理性；另一方面很有必要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研究话语，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话语研究也应顺应世界的时代潮流，需要分析话语背后的认知机制，从架构隐喻模式的高度来解构和建构话语。鉴于此，本文将整合架构理论与批评话语分析，为“后真相”时代的话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3.1 架构理论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3. 1. 1 融合的可能性
架构是人们用来理解现实并时而建构我们以为是现实的心理结构（Lakoff 2006：25）。架构通常是以隐喻、意象、文化故事及其与大脑的情感中心的神经连接来表现的；架构建构了我们的观念和概念，影响我们推理的方式、感知和行动。词语可以激活表层架构，表层架构激活深层架构，即高层次的价值观（Lakoff 2010）。如果词语激活的表层架构能够激活符合受众大脑的深层架构，那么信息就会较为有效。因此媒体可以通过使用基于道德观的架构激活受众大脑中现存的深层架构，实现有效地传递信息。诚实的架构是使用人们相信的架构去表现事实。扭曲的架构是宣传者为了实现政治利益而使用谎言去对架构进行操控（Lakoff 2004：100）。因此，揭露离开真相的架构需要增加批评话语分析的元素。
批评话语分析关注话语结构如何作用、确定或挑战社会中的权力和统治关系以及如何使这种权力关系合法化（van Dijk 2009）。Fairclough（1989）指出，话语将意识形态通过自然化过程变成常识，并被人们所接受和熟识，批评分析即去自然化，通过分析语篇中的语言形式来揭示那些隐含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如何运用语言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和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批评话语分析的三层次模式为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话语分析的方法包括话语的语言描写、阐释推理过程和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推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 1995）。可见，批评话语分析可以透过意识形态揭露“后真相”时代的权利操控和欺诈，对架构分析颇有启示。
3. 1. 2 融合的必要性
架构理论提供一种将架构、概念隐喻、心理空间等认知方式加以理论化的方法，能够分析话语激活的受众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结合社会认知来分析话语的接受度。不同的架构可能对应不同的视角和利益，承载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语言的分析不仅在于描述，更在于对受众理解和接受语言的认知机制进行阐释。然而，架构分析如果缺乏批评话语分析，便无法解释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表现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无法揭示话语中被扭曲的事实。而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质就是要揭示表象与“事实”相悖的深层次的“政治意识形态”（陈丽江2006）。因此，架构分析有必要吸纳批评话语分析的元素。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将语篇生产和理解与明确的文本、谈话以及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的是心理机制（李桔元、李鸿雁 2014：90）。尽管van Dijk等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一直以来在其研究中均带有认知倾向，但批评话语分析主要解释的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对认知的分析仅停留在对文本的描写阶段，在阐释阶段的解释并不充分（O’Halloran 2003）。尽管批评话语分析对心理表征感兴趣，但是却没有关注人类的思维，认知是许多批评语言学研究中丧失的连接（Chilton 2005：3）。批评话语分析缺乏一个分析工具（Chilton 2010：5）。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标是解码意识形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权力实现需要达到社会认知和个人认知的统一。只有认知理论才能够阐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一方面通过心理模型和其他个人表征，另一方面通过社群中共享的社会的政治表征表现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van Dijk 2002：233）。因此，如果未能对话语中的认知机制做出充分的解释，便无法说明社会结构是如何通过话语进行实施，进行结构化和合法化的（张辉2008）。从认知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话语隐含的特定主体的信仰、态度、立场、观点和情感等，将话语结构、话语认知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相连（van Dijk 1993：280）。认知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一个工具箱，可以用于分析和识别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中用于影响或操纵受众的那些语言表达、认知过程和心理因素（Chilton 2004；Dirven 2005；Hart 2010），并揭示意义建构的概念本质。这些概念结构和过程被话语中的文本激活，构成一个对所描述的场景和事件的理想化的理解（Hart 2018）。因此，批评话语分析需要增加认知维度。正如Wodak（2006：181）指出，“批评隐喻分析”和“指示空间理论”只是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结合的一个小领域，仍需其他方面的结合。
3. 2 批评架构分析的理论框架
批评话语分析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分析话语，强调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权力操控，但操作性不太强。架构分析侧重于从社会认知层面分析话语，操作性强，可以弥补批评话语分析的不足。借鉴Charteris-Black（2004：243）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法，本文提出批评架构分析框架（如图1），一方面通过架构分析揭示话语产生和理解的认知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批评话语分析揭露“后真相”时代的权利操控和欺诈、伪真相等。
图1 批评架构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认知三角的左边是表层架构，最上层是固化的架构整合，包括深层架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右边是社会结构。在认知科学中，架构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心理结构。概念隐喻为两个架构之间的映射；概念整合涉及两个以上架构之间的映射与合成。词汇、词组、句子可以激活语言层面的表层架构，表层架构可以激活概念层面的深层架构，深层架构反映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上述三角中，第一，话语中的表层架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辨证关系。一方面，表层架构反映社会结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在社会意义上具有建构性（Fairclough 1992：64），因此表层架构能够通过深层架构在社会意义上实现建构，并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第二，一些表层架构随着其频繁使用变为固化的架构整合，成为我们社会认知的一部分。在工作记忆中动态地建立的心理空间会在长期记忆中变得固化，固化的知识不仅可以在话语理解中立刻被激活（Fauconnier ＆ Turner 2002：103），而且会产生社团共享的概念结构和形式结构（Fauconnier ＆ Turner 2002：49）。同样，架构也可以固化在长期记忆中，成为社团共享的概念结构。比如，学术研讨会就包括很多架构：旅行架构、研讨会架构、食宿架构等，研讨会架构又包括主旨发言、小组讨论等架构。传统的研讨会一般是在会场进行，已经固化下来。目前也有网上研讨会这种新形式，随着其被推广会慢慢固化下来。固化的不止是架构，还有架构内的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关系等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Fowler（1979）指出，“意识形态是人们经历和表述他们与其生存条件之关系的总和”。Kress 等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既包括歪曲现实的政治态度和理论，又包括科学和形而上学（Fowler et al. 1979：6）。第三，意识形态等固化的架构整合决定人们对表层架构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建构不同的社会现实。例如，2017年8月，松江民警在处理违法停车时，将抱有小孩的妇女推倒在地，导致小孩受伤。针对这一事件，持有不同立场判断的媒体分别将其架构为“警察暴力执法”、“妇女碰瓷警察”和“博同情绑架舆论”等。话语具有社会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实践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Fairclough 1992：66）。因此人们对警察和公民之间的冲突，二者的权力和权利的不同价值判断影响他们对不同架构的选择。实际上，事实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伤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真相是警察执法过度；伪真相是警察正常执法，妇女借孩子碰瓷；另类真相可能是被扭曲的真相，即判断美国警察遇到类似情况会开枪。因此，需要通过上述的话语-认知-社会三角分析去伪存真。
架构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存在对应关系。表层架构和隐喻表达对应语篇，深层架构和概念隐喻对应话语实践，道德模式对应社会实践。二者均关注心理模型。从认知视角看，心理模型是话语生产和理解过程的认知基础，是社会信念与话语间的“互动”。心理模型可以是意象图式、域、架构、心理空间等（Turner 2008），四者大体相似，只是范围有所不同，但其中架构最为根本。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而言，这些模型是指人们所见、所听、所读或所参与的特殊事件的个人表征，也是关于事件的个人解释和评价或“经验”（van Dijk 2009）。这些模型的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固化的架构整合，它们也是社会认知，即受众共享的知识、态度、意识形态、规则和价值（van Dijk 2017）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模型，诸如信仰体系和文化制度均是认知的，富含情感的，深深地嵌入在公众大脑中的，并且是有历史根源的，不易在短期内改变或替代。
架构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二者互补，架构理论强调表层架构激活的深层架构以及隐喻表达激活的概念隐喻对话语理解和接受的作用。批评话语分析强调意识形态在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所起的作用。与此相对应可以形成具体的三个分析步骤，即：一是识别话语中的表层架构、深层架构、隐喻表达、概念隐喻。在描述话语的形式结构特征时，借助语料库的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词频统计和搭配识别隐喻性架构和非隐喻性架构，并分析这些表层架构中激活的深层架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模式；二是阐释、解读推理过程和话语之间的关系，并引入操作性更强的架构隐喻模式。在阐释说明话语与生成、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关系，反映话语与受众之间的社会关系时，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定性地从语言分析、认知理解和社会语境的角度来阐释话语中潜在意图和意义，推导出构成或制约人们信念和行为的理解或思维模式，并归纳出“道德价值观→基本原则→议题蕴含的概念隐喻、深层架构→隐喻表达、表层架构→推论→叙事角色”的架构隐喻模式；三是解释推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并引入道德模式作为分析意识形态的工具。分析架构与道德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揭示权力操控，通过道德模式分析在具体的话语语境中选择特定架构的原因，探讨语言使用过程中架构被扭曲、被权力操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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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话语研究的具体路径
第一，从“虚假推理”走向“真实推理”。Lakoff将17—18世纪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推理称之为“虚假推理”。其主要观点是：推理是有意识、有普遍性、离身性（disembodied）、逻辑性、中立性、客观性、基于利益、无情感、与道德无关。相反，“真实推理”应该建构在架构、隐喻、转喻、故事、原型、意象图式等思维构块之上。推理是在大脑回路中进行的，有具身性、无意识性，有情感性，与道德有关。因此，我们研究话语需要按照“真实推理”的方式来进行。例如，针对医保问题，民主党人奥巴马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推行全民健康保险计划。而共和党人麦凯恩则反对联邦政府强制推行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并用“政府接管”（government takeover）这一词语批评奥巴马的医保政策。“接管”（takeover）激活了掌管、控制架构，激活了政府独裁、民众失去自由等场景，凸显了政府的作用力图式与民众的反作用力图式，唤起了消极的情感，民主党犹如掌握生杀大权的“死亡小组”，从而招致主张共和党“小政府”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虽然医保法案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有利，其总体支持率却不到50%。可见，受众不但关注事实，而且关注事实背后的架构、隐喻、故事和意象图式。
第二，从仅仅分析话语中的事实走向分析事实背后的架构（framing）与再架构（reframing）。受众并不是按照所谓“理性”的方式去接受事实，而总是以架构和隐喻的方式去接受事实。美国学者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于1967年出版了专著《现实的社会建构》。他们指出，任何部落或社会的统治者不但颁布制度和法令，而且掌控每个人的观念，定义现实本身（Anderson 2017）。任何语言学理论都只是一种范式，均不能等同于事实。美国政治学家Edelman（1971：66）也指出，我们不能将语言视为现实的精确表征，语言并不反映客观的现实，而是通过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有意义的感知组构而成。有些特定的概念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创造出来的，脱离了原语境之后就会成为伪概念，我们需要将这些概念的语境还原。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批评架构分析的方法尽可能地辨别真伪，鉴定事实，深入分析舆情，展开理性分析，揭示话语背后的事实与真相，尤其需要对话语背后的架构与隐喻的认知过程进行批评性分析，识别架构中的角色、角色间的关系以及角色所参与的事件场景这三个要素被偷换和故意忽略的情形，探究话语产生的特定语境，揭露其中的权利操纵。操控性架构（Lakoff 2004：100）有两种，一种是扭曲的架构（spin），当描述一些尴尬的事情时，政治家试图使用一个扭曲性架构，使尴尬的事情显得正常或者使看起来不错。另一种是政治宣传（propaganda）。政治宣传是试图使公众接受一个不真实的或被视为不真实的架构，目的是获得或维持政治控制。例如，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布什胜出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辩论中能够设置相关的架构（framing setting），这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对手只是回应布什的议题，没有介绍自己的架构、也没能提出新架构，因此将辩论指向了不同的方向（Lakoff 2004）。又如，美国保守派明明是加剧了空气污染，却用“Clear Skies Act”去命名他们这种法案，属于一种操控性架构。公众不喜欢可能会带来空气污染的立法，因此保守派就使用了一个相反的架构（clear）给该立法命名（Lakoff 2004：100），试图构建另类真相，掩盖真相。
第三，从只重理性分析到理性与情感并重，剖析话语的动机与意图，将情感，尤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恐怖主义、仇恨、盲从等情感从话语中剥离，区分真相与另类真相，区分编造的故事与真实的事件。例如，共和党把伊拉克战争架构为正义战争的童话，使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等词激发了恐怖阴影，伊拉克民众、美国民众、邻国和其他各国民众均会感觉自己可能是受害者，这触发了他们对英雄的热爱和对恶棍憎恶的情感，以及相应的支持和反对立场（汪少华2014：32）。以往的话语分析强调理性分析，根本不考虑情感因素。Greene（2005）等人提出的道德的双过程加工理论认为，认知推理过程和情绪动机过程二者协同作用才促成道德判断。当话语中的积极架构被激活时，听众会产生积极的联想，同时大脑中的多巴胺含量会升高，而当话语中的消极架构被激活时，听众会产生消极的联想，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升高。这些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众对话语和政策的支持度。例如，在2012 年罗姆尼与奥巴马的总统竞选辩论中，罗姆尼多次使用“中产阶级被压榨”架构，该架构隐喻性地构建了中产阶级生存状况恶劣的现实，激活了负面的意象，即“工薪阶层因奥巴马错误的经济政策被挤压、越压越低直至被埋葬”，这激活了去甲肾上腺素神经回路，引发了痛苦、厌恶、憎恨等消极情感，最终激起民众对奥巴马的不满与怨恨（汪少华、袁红梅2016：52）。
第四，从话语的直接因果关系解析到系统因果关系解析。“后真相”的话语一般诱导受众按照直接因果关系进行简单推理，而真实推理不仅强调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重视系统因果关系。系统的因果关系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一般需要有以下四种方式：1）直接原因的网络；2）反馈环路（feedback loops）；3）多重原因；4）或然性因果关系（probabilistic causation）。系统的因果关系不如直接因果关系那么明显，但更重要。诸如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之中的因果关系并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例如，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提议建造一道墙来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立刻获得了大量习惯运用直接因果关系思考的民众的一致认同。如果运用系统因果关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就会发现，这种行为过于简单、很难操作，且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美墨关系错综复杂，由来已久，仅靠筑墙岂能解决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
第五，从话语碎片化研究走向系统研究。“后真相”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呈现容易导致话语研究片面，“见树不见林”。例如，国内话语研究碎片化研究较多，专题研究偏少，很少有从受众的视角、从认知和社会两个维度来动态地研究建构中国话语（汪少华、张薇2017：14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习近平 2016）。我们需要系统归纳中国重大政策或议题背后的架构与隐喻，探究对外交流策略总纲，并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验证其真实性和接受度。我们可以运用中国故事和隐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体系、专属语汇和概念系统，弘扬自己的价值观，并基于价值观创造性地设置国际性议题。例如，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但民心相通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为“一带一路”话语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分类建立话语语料库，进行对比研究、历时研究才能把握“真相”。
第六，从话语解构研究走向建构研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一方面，话语体现社会结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话语本身又是一种社会实践，可以建构社会现实。以往的研究重在解构话语，揭示话语、社会、人、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在“后真相”时代，真诚地、有效地建构话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借鉴Lakoff的架构分析三层次（Wallack 2011），运用批评架构分析方法来建构话语可以按照四个层次“自上而下”来操作。第一层次是道德模式、深层架构及其体现的价值观，如公正、公平等。例如，针对四千六百万人民缺乏健康保险是否公平，美国民主党人会认为，这样显然不公平、不道德。社会有义务去照顾它的成员。然而，美国的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市场体系下的公平，除了孩子，老人和那些极度贫穷的人以外，政府没有义务给公民提供健康保险；第二层是按照价值观对具体事件进行归类，分析其中的架构与再架构。例如，缺乏健康保险可以被归类为公共健康问题、儿童问题、雇佣问题等。这个问题归为不同的类可以反映不同的架构或再架构，会导致不同的支持率，因为它能够激活第一层次的价值观和道德模式。把健康保险架构为儿童问题或雇佣问题，前者会加快公共政策的实施；第三层次是运用包含相应的架构、意象图式、故事和概念隐喻的话语来表述归类后的事件。例如，2017年10月1日爆发的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既可架构为恶魔行径，也可架构为懦夫行为；第四层次是按照深层架构和道德模式从社会实践的视角探究政策的实施，即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将持枪权归类为社会治安问题或是公民权利问题会影响人们对美国应该在何种范围内禁枪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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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在“后真相”时代，必须研究话语的新特征，整合架构理论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一方面按照Lakoff的架构理论解释话语理解和接受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纠正偏离真相的话语，分析话语中扭曲的架构。二者融合即可提升批评话语分析的操作性，也可使架构研究更加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批评架构分析方法可以解释特定语境下政治家选择某种架构方式的深层原因，可以揭示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可以揭露“后真相”时代的权利操控和欺诈、伪真相产生的根源。总之，我们需要改变以往的话语研究模式，与时俱进，从虚假推理走向真实推理，从事实到架构与再架构的批评性分析，理性与情感交织，从直接的因果关系到系统的因果关系分析，从碎片化研究走向系统研究，从话语解构研究走向话语建构研究。惟其如此，才能更加客观地分析话语，去伪存真，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汪少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话语研究和外语教学。
张薇，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和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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