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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薛婷婷 毛浩然:基于修辞情境的对外报道编译传播效果优化模型建构研究
www.hrexam.com   更新时间:2017-02-28 点击: 【字体: 】 加入收藏 关闭本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的新修辞情境构建策略研究”(12YJC740125)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的官方话语研究”(13BXW055)系列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摘    要:对外报道的编译是我国对外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由于研究者普遍对编译稿所在情境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该领域一直缺乏多角度、跨学科的系统研究。本研究以Kenneth Burke的修辞情境观为理论依据,以同一为核心,从目标受众、新闻价值、可信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基于修辞情境的对外报道编译稿传播效果优化模型,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对外报道编译稿传播效果的三维策略:1. 在目标受众维度“倾听以求同”;2. 在新闻价值维度“叙事以求同”;3. 在可信度维度“建立修辞权威以求同”。
关键词:对外报道;编译;传播效果;优化模型;修辞情境
 
  一、引    言
 
  对外报道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近年来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我国的对外报道很多都是编译稿。“编译”是由“编辑”与“翻译”两部分构成的,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是指对中文文本先进行适当的删减、补充、调整,再译成英语,使之更容易被译文受众接受。尽管编译相对自由,却对编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对语言的把握,编译者更需要关注稿件的传播效果,以在“传播者和收受者之间构建一个新闻信息的载体”。目前,国内学者针对对外报道编译稿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对外传播学出发的研究,如宏观研究、实践经验总结、受众意识、时效性、文化策略等,主要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探讨新闻编译的问题和对策。第二类是语言研究。这类研究大多运用国外的一些翻译学、语言学研究的某一理论,对具体出现的情况进行解释,采用的主要角度有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社会符号学、互文理论、跨文化理论、语篇分析等。这两类研究均从各自的角度对如何提高编译稿的质量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但各有弊病。前者缺乏语言学的指导,很难透析语言使用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后者过于强调意义的准确表达和误解的消除,对如何提高传播效果还不够关注,因而忽略了对外报道的“新闻”属性。为了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建立基于修辞情境的对外报道编译稿传播效果优化模型,以优化传播效果为目标,在关照对外报道编译稿语言特征的同时兼顾其新闻属性,为编译者在编译过程中提供可操作的具体的优化传播效果的理论指导。
 
  二、优化模型的构建
 
  (一)理论依据
  对外报道属于修辞话语。在Burke看来,修辞话语与修辞情境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彼此,难以分割。既然修辞语篇和修辞情境是合二为一、难分彼此的,那么在对对外报道编译稿这一修辞语篇进行研究时就必然涉及到其所处的修辞情境。Burke认为,修辞情境就是满足“凝聚”与“分裂”两大特征的环境。人生来就是独立的个体,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是分裂的,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但是“语言和生产方式”可以将分离的个体凝聚起来,“在这种分裂和凝聚的过程中,产生了普遍的修辞情境”。“凝聚”与“分裂”成了情境中一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核心概念,而要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转变,“合作”是唯一的方法。
如何进行“合作”?Burke认为,合作的关键在于“同一”,即“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演讲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在编译过程中,编译者面对的读者与自己在价值观、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巨大差异。如果编译者为了使目标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而采用居高临下的“教化”姿态,将自己的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塞”给读者,以此缩小“分裂”,那么只可能会加剧“分裂”。因此,编译者需要通过“同一”来实现与受众的合作,也就是说,编译者只有做到与受众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一致,才能得到受众的认同,才能提高传播效果。
  (二)基于修辞情境的传播效果优化模型
  本模型将修辞情境的主要构件作为主要参数。但Burke只是用“我们”“分裂”“凝聚”等概念描述修辞情境的特征,却没有明确修辞情境构件,这给理论的具体运用带来困难。为了使Burke提出的抽象的修辞情境理论更具操作性,Wayne Booth明确了修辞情境的构成要素:“观众的兴趣和特征”“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以及“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而这三者之间的难以言状的平衡就是“修辞立场”。也就是说,上述三点是修辞情境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它们之间的平衡是修辞情境实现“凝聚”的标志。薛婷婷将这三大要素运用到对外报道编译稿中,认为这三大要素在编译稿中对应的就是目标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具体而言,“观众的兴趣和特征”就是目标受众的具体情况,编译者需要对目标受众的背景有足够的了解;“有关主题本身的可用争论”也就是找到合适的争论点以吸引受众的兴趣,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就是要准确体现新闻价值,因为只有新闻价值高的内容才能吸引受众;“说话人的声音和隐含性格”就是编译者的风格和性格特征,这些是编译者可信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此,本研究将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作为三个重要参数,尝试构建基于修辞情境的传播效果优化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修辞情境的对外报道编译稿传播效果优化模型
 
  模型中的三角形表示的是对外报道编译稿所处的修辞情境。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表示维持情境平衡的三要素: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根据Burke的观点,“同一”是实现由“分裂”到“凝聚”的关键,是修辞情境保持平衡的核心。因此,在图1中,为了实现修辞情境的平衡,或者说,为了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在目标受众、新闻价值以及可信度三方面采用“同一”策略(在图中用虚线加箭头表示)。中心圆区域代表的就是传播效果。从三个参数出发共有六条圆切线,从任何一个元素出发的两条切线所夹的范围中的虚线表示提升传播效果的各种“同一”策略。三条策略线的交点如果落在中心圆内,代表编译者在目标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三方面都做到了“同一”,整个情境是平衡的,传播效果是最佳的。中心圆外面的几个虚线标示的同心圆代表了与中心圆的偏离值,如果从三个参数出发的虚线交点落在这些虚线圆周围,也就是说有任何一个策略不能满足“同一”这个条件,那么就表明情境不平衡,传播效果不够理想。实线箭头所示方向代表传播效果从最佳到最差,交点离中心圆越远,传播效果越差。
  根据图1所示模型,优化对外报道编译稿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做到三个参数均使用“同一”策略。与受众越是“同一”,传播效果就越好。首先,“目标受众”参数考察的是在了解目标受众的过程中是否以“同一”为准绳。编译者要想触动目标受众,就必须对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有足够的了解,根据不同的目标受众情况调整编译策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尽量找出与他们的共同之处,从共同之处出发对自己的编译稿进行调整,使目标受众更能接受编译稿所要传播的信息,成为真正的“受众”。
  其次,“新闻价值”参数考察的是编译稿所体现的新闻价值是否与目标受众“同一”。对外报道的编译者应该根据目标受众的需要选择正确的新闻价值。在构建情境的全过程中,包括选材、组织、用词等,都要考虑所选择的内容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或是写作手法是否有助于彰显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具有普适性,某些新闻文体适用的不一定适合其他文体,在某一地区认为重要的新闻,在别的地方可能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因此,新闻价值的选取和体现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最后,可信度参数考察的是编译者构建的修辞权威是否与目标受众“同一”。可信度的高低是衡量媒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可信度高,所传播的信息就容易被受众接受,传播效果就好。要提高可信度,编译者需要构建自己的修辞权威。编译者通过“言语权力”使受众对他们产生信任感,这种“言语权力”就是“修辞权威”,“是在读者和媒体的关系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权力的运作,是在现实社会政治环境中,通过修辞得到实现并以修辞命名的‘言语力量’”。但不同的文化对于修辞权威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编译者所构建的修辞权威是否与受众“同一”也至关重要。
 
  三、基于模型的优化策略
 
  根据上一节所构建的优化模型,可以看出只有当目标受众、新闻价值和可信度三个维度都能做到“同一”时,交点才会出现在中心圆内,传播效果才能为最强值。因此,编译者如果要优化传播效果,就要通过运用恰当的策略在三个参数上使用“同一”策略。当然,针对不同类型的对外报道,目标受众会发生变化,编译者为实现“同一”所需运用的策略也自然不同。下文就将以文化传播类对外报道为例,运用新修辞理论探讨优化该类报道传播效果的“同一”策略。
  (一)目标受众维度:倾听以求同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对外报道的编译者所面对的目标受众与其在空间上相距甚远,而且也不属于同一种文化,这给对外报道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很多目标受众对中华文化十分陌生;另一方面,文化是价值观的体现,编译者的价值观可能会与受众价值观产生冲突。为了受众“同一”,编译者就需要学会“倾听”。Wayne Booth的倾听修辞学强调,“持不同意见的人要学会倾听对方的论述,倾听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说服,还为了在冲突背后找到深层次的共识,倾听的核心也就是要关注受众的态度、观点、信仰等内容,从中找到与自己的契合点”。简单说来,倾听的目标就是“倾听以求同”。
  “倾听以求同”要求编译者在倾听受众的过程中利用合理的修辞策略积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争议点。也就是说,“倾听”不是简单的“听”,而是需要在“听”的基础上找到争议点,并利用争议点来说服对方改变观点。对于编译者而言,就要先了解目标受众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点,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争议点,将文化的精髓传递给受众。倾听是一种平等的双向关系,选择争论点不可一味迎合受众,只考虑受众的接受度,而将文化信息改得面目全非,争议点的选择要既能确保受众接受,又能使受众了解到说话者想要传递的文化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实现与受众的“同一”。
  在《今日中国》中文版2008年第3期中有一篇介绍上海崇明的报道,中文原文的标题是《崇明——波涛垒砌的瀛洲》,有以下几个小标题:1. 把梦栖在“长江口”;2. 到崇明,一定要去东滩湿地看日出;3. 与名胜古迹对话;4. 踏浪而行,去长兴岛感受时代的脉动;5. 梦想在江上开花。这几个小标题将全文分成了五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崇明的历史和现状、东滩湿地的日出、名胜古迹和民间文化、长兴岛的造船工业、正在建设中的长江隧桥。这篇关于崇明岛概述的对外报道面面俱到,对于国内读者来说,这样详细的介绍可以使他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崇明岛的风土人情。但崇明岛并不是一个知名的旅游点,编译稿的目标受众不大会有兴趣去了解这么全面的信息,因此,编译者不如选择目标受众能接受的争议点,以此来吸引读者的目光。笔者在《今日中国》英文版2008年第3期中找到了其对应的英文编译稿,编译者将原标题改成了Chongming:Taking the Ecological Road.(《崇明:踏上生态发展之路》)。编译者从原文的几个角度中只选取了“生态发展”一个方面,这反映了编译者对于目标受众的倾听,因为生态发展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生态发展和保护环境在西方尤其得到民众的重视,这个争议点很容易吸引他们的目光,编译者就能准确地向目标受众传达本文的核心信息:注重生态发展的崇明必然是环境优美、适合人类生存的美丽家园,而且这种发展趋势肯定是非常有前景的。
  (二)新闻价值维度:叙事以求同
  新闻价值方面与受众“同一”,就是要寻找编译者和受众都能认可的新闻价值以及其表现方式。“新闻的价值性在对外报道中具有本体论意义,只有具备新闻价值的信息才具有传播的可能性”。新闻价值在新闻报道的选材、组织、用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价值有很多,对于不同的新闻价值,编译者所要采用的策略也不尽相同。本研究认为,对外报道最重要的新闻价值应该是趣味性,一方面,对外报道目标受众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都不是很了解,甚至可以说是十分陌生的,因此,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用有趣的内容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妙趣横生的事情,即所谓趣闻,其新闻价值高”。据美国新闻学家和社会学家Herbert J.Gans对《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的新闻内容进行的调查,趣味性的新闻约占这些报刊新闻总量的49%。因此,彰显趣味性也符合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
  如何在趣味性上与受众“同一”?在国外,“新闻故事化”这一趋势日益显现,在新闻中穿插故事已经成为一种行业习惯。故事一般都较为轻松有趣,可以激发受众的阅读兴趣。当然,光是有趣还不够,故事必须在让受众轻松的同时为整篇报道的写作目的服务,要能自然地引导受众接受编译者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叙事修辞可以在这一点上对编译者提供理论指导。Fisher认为,“人本质上是讲故事的人”,也就是说,讲故事是人的根本特征。但修辞者对故事的选择也是一种理性的反应,故事是服务于某种“目的”的,它具有劝说功能。“叙事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行为,修辞者把自己的思想、态度、价值、意图隐含于其选择的事件组构成的故事之中,并把该故事讲出来以期听众的所思、所言、所行像他一样。” 对外报道的编译稿中运用叙事修辞,不仅可以使编译稿体现“趣味性”,还可以帮助编译者提高传播效果。但叙事也要诉诸“同一”。叙事是实现认同修辞功能的一种综合而又十分微妙的方法。Burke将“同一”分为三类: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模糊同一。所谓“同情同一”是指仅仅强调共同的情感来与听众建立亲情关系;“对立同一”是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模糊同一”是指在潜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实现的同一,比如购买香水的人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将自己和香水广告中的美女形象同一起来。编译者在“讲故事”时若能做到这三种同一,可以使自己的故事更具说服力。对于文化传播类的对外报道而言,“同情同一”和“模糊同一”尤其有用:
例1:
在福州老城区汀州社区南禅弄的一间废弃工厂车间里,一块惊堂木,一副铙钹,一张小木桌组成了福州评话老艺人表演的全部舞台——玉叶书场。这里每天都吸引众多老听众躺在躺椅上听福州评话表演,他们当中年龄最长的有90多岁,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
(走进最后的说书场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6-08/content-9268517.html 中国日报网06 /08 /2013)
 
One beat of the gravel on the wooden table and the sounds of cymbals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an age-old storytelling performance.In a heavy Fuzhou dialect,an elderly artist starts telling stories on the podium.His audiences are mostly retirees and senior citizens,who have been ardent fans of the ancient art.
(Once Upon a Time http://www. chinadaily.com.cn/sunday/2013-09/01/content-16934895.htm 中国日报网英文版09 /01/2013)
 
例1是介绍福州评话的中文原稿和英文编译稿的开头,全文讲述的是福州评话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正在濒临消亡。编译者对中文原稿进行了改写,中文稿采用了是描写的手法介绍了福州评话最主要的表演场所:玉叶书场;在英文编译稿中,作者将目光聚焦到人物,讲述了一位老艺人表演时的场面。这种由“物”到“人”的转变不仅凸显了趣味性,也仿佛让受众身临其境:年老的艺人在坚持表演,听众也是清一色的老年人,场所是废弃的工厂间,演出道具简陋至极。这个“故事”使读者很容易产生同情,体会到老艺人的坚持,也体会到评话已到了濒临消失的危险境地。这里编译者使用的就是同情同一。
 
例2:
“汉字有书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这首侗家的歌谣很清楚地指明了侗族文化的精髓在侗歌。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从古至今,他们叙事、传史、抒情等都是通过口传心授。也正因为如此,侗族文化尽管经受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人间沧桑,它仍以一枝独秀保存下来,并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
 
  这是一篇介绍侗歌的中国原稿的导语段,在文中,作者介绍了侗歌的历史以及对于侗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但是“侗家”“侗歌”这样的内容对于对侗族文化知之甚少的目标受众而言显得有些枯燥难懂,也让人觉得有些乏善可陈,难以吸引受众的目光。但如果编译者添加下面这则趣闻,就可以使编译稿读起来轻松有趣:
 
The Kam Grand Choir also serves as a matchmaker for many Dong people.
More than 30 years ago,driven by her passion for singing songs from the Kam Grand Choir,Hu Guangmei,a 58-year-old village woman from Wangdong Township,Jiang County,Guizhou Province,married Yang Shenjing,a villager from the well-known Kam Grand Choir singing Zaidang Village,Zaima Township,Rongjiang County,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Guizhou Province.
Since the couple married,Hu has become a popular singing teacher to local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Our house has been crowded with people learning to sing nearly every day.”said Hu.
 
  同样是介绍侗歌,两个年轻人因侗歌结缘的故事新鲜有趣。侗歌成了红娘,这样的内容容易吸引受众的目光。主人公因侗歌结缘的爱情故事会让受众自然而然地将侗歌和幸福联系在一起,仿佛侗歌就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这中油然而生的情感就是“模糊同一”。虽然这段文字不是例2的中文原稿的内容,但报道传统文化的角度是多样的,有时为了吸引受众,实现受众和新闻价值的平衡,可以转化视角,也可以加入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体现趣味性。
  (三)可信度维度:建立修辞权威以求同
  要在可信度维度提升编译者的受众意识,编译者需要构建受众认可的修辞权威,也就是要在修辞权威方面与受众“同一”。编译者通过“言语权力迫使受众对他们产生信任感,这种言语权力就是修辞权威”,是在读者和媒体的关系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权力的运作,是“在现实社会政治环境中,通过修辞得到实现并以修辞命名的‘言语力量’”。编译者要对目标受众认可的修辞权威有深入的了解,通过构建他们可以接受的修辞权威使他们凝聚在编译稿构建的修辞情境中,以提高受众意识。
  建立修辞权威首先要采用目标受众认可的新闻图式,给受众留下专业新闻语篇的印象。Van Dijk认为新闻图式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概述、情节、后果、口头反应、评论。概述包括标题和导语,它们位于新闻报道的开始部分,揭示了该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情节交代语境中的主要事件和背景;后果的严重性是新闻价值的体现;口头反应包含了重要的参与人或身份显赫的政治人物的评论;评论中读者可以看到记者或报纸本身的评论。例3选自介绍宁波千年古寺保国寺大修的新闻《大殿修缮:保国寺千年传奇与延续》,中文原稿结构如下:导语:共八段,一句一段。第一段介绍了千年保国寺大修是一次历史事件;第二至第四段介绍保国寺是江南现存最为完好的木构古建筑,这对于潮湿的江南而言是个奇迹;第五至第六段解释了它保存至今的秘诀;第七至第八段做出小结,保国寺大修是千年传奇的延续,更是一种历史责任,与第一段呼应。正文:共三部分,每部分都有对应的小标题。三部分小标题分别为:“国保”的发现:一次“偶然”的邂逅;“长寿”的谜底:1000年的呵护;传奇的延续: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这样的结构显然是不符合Van Dijk所说的新闻图式的。首先,导语分了八段,显得十分凌乱,内容也过于丰富,导致重点不突出。正文的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讲述了保国寺发现的过程,第二部分介绍了它保存千年的秘密,这两部分与“大修”这一主题关系不密切,不应直接跟在导语之后;第三部分介绍了此次大修的情况,但应紧跟导语,作为主要情节出现,而不是姗姗来迟。
  在下面的译文中,编译者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删减,将洋洋洒洒的一大篇中文原稿直接编译成了两百多字的英文短文。下例就是编译稿的导语部分:
 
The main hall of the Baoguo Temple dates back to 1013 A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Now the thousand-year-old temple is to undergo extensive renovations,in order to preserveit for another millennium.
(Oldest Wooden Structure in Southern China to be Repaired
http://usa. chinadaily. com. cn/culture/2013-12/10/content-17165255. htm
China Daily USA,12 /10 /2013)
 
  编译者将本段中文导语压缩成了两句话,传递了保国寺大殿将要进行大修这一主要信息,并附带介绍了大殿的历史和维修的目的,这些内容是全文的中心,符合导语的写作要求。删除了所有和此次大修关系不大的细节,如它的发现过程和历代以来的修复等。原文中用600多字介绍了1975年的那次大修,在编译稿中,用“But there have been no significant renovations since 1975.”一笔带过。原文中花大量篇幅介绍的建筑细节被编译者浓缩成一句“The main part of the temple is 1000 years old,buil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and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best preserved wooden structures in China.Not a single nail was used to build it,as it is made entirely from wood.”这样,读者很容易就能被“千年古寺的大修”这一主题所吸引,虽然很多历史文化细节被删,看似很可惜,但由于采用了专业的新闻图式结构,使得编译稿更专业,更符合受众认可的修辞权威。
除了采用专业的新闻图式,直接引语也可以提高编译者的修辞权威。新闻稿务求客观公正,要求记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做到不偏不倚,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不用权势来压制读者。但事实是真正不带任何个人观点的新闻是不存在的,任何语篇都会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藏地带有个人的观点,并且,在新闻稿中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借用权势来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为了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编译者可以借用直接引语。直接引语可以使人物自己现身说法而不需由作者(记者、编辑)来发议论,这样,编译者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权力隐藏起来,还可以借用到目标受众认可的权威人物的权力。“引用直接引语,能够为报道增添色彩,增加故事的可信度。”
  不过,权威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对于权威的理解也不同。因此,软新闻的编译者一定要注意根据自己所处的修辞情境选好自己所要借用的权威,与受众对权威的理解平衡。如果借用恰当,那么可以成功地借他人之势“压制”受众,相反,如果处理不当,会使受众产生排斥感,或产生不出预期的效果。例4中的直接引语就存在借用权威不当的问题,需要在编译时加以处理。
 
例4:
杨新松也有同样的担忧,他认为,搬迁对羌族文化的传承危害很大,这一代可能还有羌族文化,但是下一代就可能没有羌民族的味了。
 
这句话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受众看到这句话,首先会问的是:杨新松是谁?他的修辞权威源自哪里?其次,如果这句话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会更直接,更令人信服。下面是编译者对例5的处理。
 
A local writer Yang Xinsong echoes these thoughts,arguing that relocation may dilute or erode the Qiang culture among the future generations no longer inhabiting the high mountains where their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re rooted.“We always call Qiang ‘the people above clouds’,Out of the clouds,they are cut from the soil of their culture.”
 
  编译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处理:首先,编译者介绍了杨新松的身份:a local writer(当地作家)。编译者显然是想用杨新松的身份构建修辞权威。在中国,作家是文化人,自然对文化方面的事情会比较了解。但这个修辞权威译文受众不一定会接受,作家和文化保护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如果引用当地负责文化保护的官员,或者是致力于文化保护的学者,会更具权威性。其次,编译者在最后添加了一句直接引语。这句直接引语用隐喻生动形象地重复了上文的内容,而且直接引语的形式更具直观性,真实感强。
 
  四、结    语
 
  对外报道的编译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优化传播效果,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修辞情境的对外报道传播效果优化模型,该模型以Burke的修辞情境为理论依据,以目标受众、新闻价值、可信度作为三大要素,以“同一”作为维护情境平衡的主要策略。本研究认为,编译者要提升传播效果就需要做到与受众“同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修辞情境的平衡,而情境的平衡是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志。因此,可以从目标受众、新闻价值以及可信度三个角度通过“同一”策略提升传播效果。此外,以模型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提升文化传播类对外报道传播效果的三维“同一”策略:1. 运用倾听修辞学提出的“倾听以求同”的观点去了解受众,找出受众感兴趣的“争议点”;2. 在新闻价值维度通过叙事修辞实现与受众“同一”,特别是“同情同一”和“模糊同一”,以充分彰显趣味性;3. 运用修辞权威的构建在可信度维度实现与受众“同一”,包括使用受众接受的新闻图式和引用恰当的权威。希望本研究提出的模型以及传播效果提升策略能为编译者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在后续的研究中,本模型将在以下两个方面继续细化:1. 本模型遴选了对外报道编译稿所处修辞情境的三个主要构件作为参数,但修辞情境中的非主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编译稿的传播效果,后续模型建构研究将尽可能更全面更系统地囊括次重要因素(如:期刊风格、编译者业务能力和文化差异度等);2. 同一策略作为模型的核心,对优化传播效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同体裁需要不同的同一策略来优化传播效果。后续研究将在文化传播类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体裁和内容,提出其它类别(如:时政类和经济类等)编译稿的同一策略,使模型与策略更具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普适性。
 
本文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薛婷婷,女,1978年出生,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一项,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问学者,在《当代修辞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
 
毛浩然,1972年生,福建福清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国际学术期刊Translating China执行主编,Discourse & Rhetoric主编,中国比较修辞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语言学丛书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防科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在Cognitive Linguistics,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Journal of Language & Politics,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当代语言学》、《中国外语》等期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编著和译著10部,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福建省社科等9项课题。先后获评“福建师范大学十佳青年”、“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和“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话语语言学丛书总主编,语料库与跨文化研究高端论坛常务理事,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指委委员,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大赛点评专家,福建省特邀外事翻译,《语言文字应用》英文审校,10多家CSSCI期刊审稿人,The Linguistics Journal等8家国际期刊编委。主要研究方向:话语修辞、实验心理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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