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鹏    陆品超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论辩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危机语境下媒体话语的语用研究”（项目编号：15BYY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借鉴语用论辩学的基本研究框架，结合媒体外交的特点，提出了媒体外交话语的论辩研究路径，并以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就中菲南海问题答日本记者问为例初步论证了该研究路径的可行性。个案分析显示，为说服国际普遍受众，阿基诺三世在界定意见分歧、选取共同出发点以及论证组合设计三个核心论辩环节都采用了外交领域常用的一些论辩策略，其中部分策略貌似合理，实际上却是谬误。对阿基诺三世答记者问的个案分析证明，集论辩重构、策略操控分析和批判性评价于一体的语用论辩研究路径不但能还原媒体外交话语中的核心论辩话步、再现其内在论辩结构，还能揭示内嵌其中的各种核心话语策略；更重要的是，该路径还为媒体外交话语的合理性提供了可行的评判标准。

媒体外交；语用论辩；南海问题；论辩话语

 

　　1　导    言

 

　　媒体外交指“一国政府通过大众传媒与另一国民众交流”，是“公共外交中通过媒体进行运作的那一部分活动”（赵可金2004）。一般认为，媒体外交具有发布信息、议程设置、引导舆论、影响外交决策进程等重要功能（任海、徐庆超2011）。综合看来，当前学界对媒体外交的研究主要立足传播学、外交学和语言学三个学科领域。在传播学领域，相关研究包括媒体外交的概念与特征（Gilboa 2000；李智2005；Cohen 2012；Riley 2014）、传播机制（Zhang & Swartz 2009；李建雄2013；易妍2013）和传播策略（赵鸿燕、李金慧2010；赵楠、宋燕2012；Samuel-Azran 2013）等；在外交学领域，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是媒体在外交活动中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外交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徐小红2003；衣晓龙2006）。语言学领域较少采用“媒体外交”这一概念，但从所分析语料的题材上看，其中一些政治话语研究也可被归为媒体外交话语的研究范畴。这些研究或是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探究媒体外交发言人的语言特色及其实现的概念功能（姜雪、刘薇2009；杨雪燕2012），或是从批判话语分析视角揭示发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尤泽顺、陈建平2008；王金巴2015；Fairclough 2013）。

虽然上述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它们都认识到了话语在媒体外交中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都忽略了媒体外交话语的论辩属性。我们认为，与其他外交话语实践一样，媒体外交话语的根本目的也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一组论证将一国立场合理化，劝服国际受众接受这一立场，实现外交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意在描述和揭示媒体外交话语的内在劝服机制，同时为媒体外交提供现实启示，就必须充分考虑它的论辩属性。鉴于此，本文拟在语用论辩学（Pragma-Dialectics）（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4；van Eemeren 2010）的基础上，提出媒体外交话语的语用论辩研究路径，并以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以下简称阿基诺）在2015年6月5日访日期间就中菲南海争端问题答记者问为例，探讨这一路径的可行性。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语用论辩学是当代西方论辩理论的重要分支。该学说一方面主张回归古典论辩术传统，将论辩视作正反双方为合理消除意见分歧而展开的批判性讨论；另一方面主张基于经典语用学理论，将双方的批判性讨论视作复杂的言语交际行为，剖析其中哪些言语行为（即“论辩话步”）执行了何种论辩功能。从论辩术和语用学的双重理论视角出发，语用论辩学者近四十年来先后提出了旨在合理消除意见分歧的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以及意图还原现实论辩话语的“策略操控”（strategic maneuvering）概念体系。前者为分析和评价现实论辩话语提供参照，后者则用于深入剖析现实论辩话语在论辩合理性与修辞有效性两个方面的微妙平衡（吴鹏、朱密2015）。

语用论辩学认为，既然论辩的本质是一种批判性讨论，判定论辩合理与否就应该参照一个能够合理消除意见分歧的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语用论辩学为此建构的理想模型由冲突、开始、论辩和结束四个阶段组成：在冲突阶段，论辩双方确定意见分歧及各自立场；在开始阶段，论辩双方确定正反方角色（正方承担举证责任），并落实论辩的程序性和实质性出发点；在论辩阶段，正方提出若干论证维护自己的立场，试图消除反方的异议或疑惑，而反方则针对正方提出的立场或论证进行质疑或反对；在结束阶段，正反双方做出结论，确定意见分歧是否被消除，或多大程度上被消除。虽然现实论辩通常并不严格按照这个理想模型顺次展开，但任何一个意图（或表面上意图）合理消除意见分歧的论辩者实际上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完成四个阶段的交际任务，即明确意见分歧、确定正反双方、落实出发点、提出论证（组合）和结论等（van Eemeren et al.2002：25）。为评价论辩者每个论辩话步的合理程度，语用论辩学提出了批判性讨论的十条理性规则（van Eemeren et al.2002：109-139；吴鹏、熊明辉2015）。违反这些规则的论辩话步被视为谬误。

　　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关注的是如何合理地解决意见分歧。但在现实论辩中，论辩者不仅希望“合理”消除意见分歧（遵守理性讨论规则），还会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段包装论辩话语的内容和形式，使论辩结果最为“有效”，即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立场。为此，论辩者在四个讨论阶段中做出的每个话步都会努力兼顾论辩合理性和修辞有效性的平衡。论辩者的这种持续性努力在语用论辩学中被称为“策略操控”。受西方古典修辞学三大研究范畴——话题（topoi）、受众（audience）和表达（presentation）——的启发，语用论辩学认为策略操控主要体现在论辩者对“潜在话题”（topical potential）、“受众需求”（audience demand）和“表达手段”（presentational devices）的运筹帷幄。其中，“潜在话题”是指论辩者在不同阶段选择的谈论话题，即切入议题的角度；“受众需求”指的是论辩者将自己的论证或质疑与受众持有的观点或喜好相呼应，尽最大可能迎合受众的需求，使自己立场更容易被接受；“表达手段”指的是利用言语表达的“语用空间”（同一言语表达可能具有的语境含义集合），通过对句式、词汇、修辞格等语言形式的操控，使不同阶段的论辩话步达到理想的交际与互动目的。总之，策略操控的根本含义就是论辩双方从潜在主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手段三个角度出发，在遵守（或者说受制于）理性讨论准则的同时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段，对论辩话语的内容与形式进行策略性安排，努力使自己的论证兼具合理性和有效性（吴鹏、熊明辉2015）。

 

　　3　媒体外交话语的语用论辩研究路径

 

　　语用论辩学认为，如果论辩本质上是一种旨在合理消除意见分歧的批判性讨论，那么论辩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构还原论辩话语中内含的四个批判性讨论阶段，揭示论辩者在每个讨论阶段做出的与消除意见分歧相关的论辩话步，并阐释论辩者在构建和选择这些话步时的策略操控方式；而论辩评价就是考察这些话步是否违反了十项理性讨论准则。依照这一研究理念与方法，对媒体外交话语的论辩分析和评价应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1）论辩话语重构：首先结合媒体外交话语的语境和内容确定说话人试图消除的意见分歧；然后，按照是否与消除意见分歧相关这一标准“去除”话语中的无关表达、“添补”隐含表达（未表达前提）、“替换”含混表达；最后，根据批判性讨论的理想模型“重排”相关表达，再现媒体外交话语中内含的四个批判性讨论阶段，明确其中承载意见分歧与立场、正反双方角色分配、出发点、论辩结构、论证图式和结论等核心论辩要素的重要论辩话步。

2）策略操控分析：逐一锁定媒体外交话语中内含的四个讨论阶段，分析该阶段每个重要论辩话步在潜在话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手段三方面的综合选择，然后：a.揭示论辩话步对该阶段讨论结果的影响，即形成了怎样的意见分歧和立场、确定了怎样的出发点、组建了怎样的论证结构或明确了怎样的结论；b.结合事件语境分析说话人在该论辩话步上面临的若干可能选择以及每种选择的不同走向，以此呈现该论辩话步的策略操控路径。

3）合理性评价：评判媒体外交话语四个批判性讨论阶段中的核心论辩话步是否（以及如何）违反了十项理性讨论规则的某一（些）项，并明晰因此导致的具体谬误类型。

 

 

　　2015年6月3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援引1938年纳粹德国对捷克的领土侵略事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菲律宾抵制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6月5日，在访日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阿基诺接受了日本记者的提问。其中一位记者问道：“How do you think your words about Nazi for China？Do you think it hurts Chinese people’s feelings？”阿基诺随后就该问题进行了应答。整篇发言由4个段落，25个自然句组成，共计447个英文单词。依据上文提出的媒体外交话语语用论辩研究路径，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考察阿基诺的应答话语：1）阿基诺应答中试图解决什么意见分歧？立场是什么？他是怎样维护自己的立场？2）阿基诺应答中运用了哪些策略操控形式？3）阿基诺应答的合理性如何？

 

　　4.1   论辩重构

 

　　4.1.1   冲突阶段

　　论辩冲突阶段的任务是明确意见分歧和立场。针对记者的提问，阿基诺在应答开头直陈“we have no intentions of hurting anybody’s feelings”，并在稍后针对外界对这番言论动机的质疑做出回应——“we are just standing up for our rights”。结合语境可以判知，该应答试图消除的是一个未明确表达的意见分歧：将中国比作纳粹的言论是否该被认作是意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对该意见分歧，阿基诺应答持否定态度。

　　4.1.2   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论辩双方确定正反方角色并就实质性和程序性出发点达成一致。正方是承担举证责任的那一方。从这点判断，该段应答的正方就是阿基诺本人。根据语境可知，此番发言试图说服的潜在反方有两类：第一类是应答涉及的中国政府；第二类是对阿基诺发表此番言论动机持怀疑态度，且在南海问题上无明显利益联系的国际组织、媒体、民众等。因利益冲突，前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阿基诺的说辞，因而不是此番发言意图劝服的主要反方。后者虽然在南海问题上无明显利益联系，但却能对国际舆论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是阿基诺此番发言意图劝服的主要反方。

　　出发点是正反双方都同意的事实或价值判断。在这段发言中，阿基诺预设的共同出发点主要有三个：第一是“prosperity seems to be the primary need or the primary mission of every government that exists in the world”，这是为大家普遍认可的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第二是“abide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遵守国际法是国际受众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第三是“We respect everybody else’s rights.We ask that our rights also be respected”中隐含着另外一个道德出发点，即“尊重别人权利的人，自身的权利也应得到别人尊重”。

　　4.1.3   论辩阶段

　　在论辩阶段，正方要提出一组相互关联的论证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劝服反方收回质疑。如前文所述，阿基诺在这段发言中所持的立场是“将中国比作纳粹的言论是不应该被认为是意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为了维护该立场，作者提出了2个支撑性论证。论证1由2个子论证组成，重构得出的论证结构可表示为：

 

　　根据重构结果我们发现，该论证所要支撑的结论是“we have no intentions of hurting anybody’s feelings”。结合语境，这里的anybody指的应是中国。在随后的子论证1（即1.1a）中，阿基诺并未明确说明子论证1的结论，但结合语境可以推断出该子论证是为了支撑一个未明确表达的子立场：菲律宾不愿因南海问题而摧毁中菲关系。而子论证2（即1.1b）明确表达了所要支撑的结论：“We have tried to do our best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论证2由四个子论证组成，为的是维护结论“we are just standing up for our rights”。其论证结构可以表示为：

　　论证1（2.1a）支撑一个隐含的结论，即菲律宾的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犯。2.1b.1a和2.1b.1b支撑子论证2（2.1b）中“we do not wan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子论证3（2.1c），支撑的是一个隐含的结论，即菲律宾不愿意将自己一半的水域拱手让人，进一步体现了“standing up for our rights”的必要。子论证4（2.1d）由2.1d.1支撑，发出了“our rights also be respected”的吁求。

　　上述两个论证共同支撑“将中国比作纳粹的言论是不应该被认为是伤害到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这一隐含立场，缺一不可，四个论证本身又由不同的子论证支撑，形成了复杂论辩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阿基诺应答的论辩结构

 

　　4.1.4   结束阶段

结束阶段的交际任务是确定意见分歧是否得以消除。在记者招待会中，由于正方无法与意图劝服的主要反方直接交流，提问的记者通常也无法再继续追问下去，作为正方的政府代表通常单方面明示或暗示意见分歧已经被完全消除，反方不应对此继续持有异议。在这段发言中，阿基诺并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分歧是否得以消除，而是暗示通过其提出的两个论证，他与反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得到消除。

 

　　4.2   策略操控分析

 

　　总体看来，阿基诺在此次回答中的策略操控突出体现在意见分歧的界定、出发点的选取和论证设计三个方面。

　　4.2.1   意见分歧的界定

　　在媒体外交中，记者的职责除了传递信息解释政策外，还有通过质疑、批评决策者而参与到外交进程（Malek 1997：5）。从个案的记者提问中可以看出，该记者希望解决的意见分歧是，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的言论有没有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果要消除这一意见分歧，那么阿基诺所要劝服的主要反方就是“中国人民”，因为在“感情有没有受到伤害”这一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但如上所述，因利益冲突的原因，“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不会接受阿基诺的说辞。重构结果显示，阿基诺在基本不偏离该提问内容的情况下，将意见分歧重新界定为“将中国比作纳粹的言论是否该被认作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将意图劝服的主要反方成功转变为更有可能被说服的第三方国际受众。

　　4.2.2   出发点选取：合理、合法与合情

　　共同出发点是论辩得以开展的前提，也直接关乎到论辩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共同出发点越多，双方的争议空间就越小，意见分歧也就更容易得以消除。重构结果显示，阿基诺的应答主要选取了三个出发点。第一个是“国家繁荣是世界上每一个现存政府的首要目标以及所要完成的最基本的任务”（合理），第二个是“遵守国际法”（合法）。第三个是“尊重别人权利的人，自己的权利也应得到别人尊重”（合情）。这三个出发点都符合主要反方——国际受众的价值认知。

　　第一个出发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公开否认的一条基本准则，也为各国民众所认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争议空间。人们不能否认菲律宾政府有努力实现国家繁荣的权利与义务，因而阿基诺只要能证明菲律宾政府的行为是基于这个出发点的，菲律宾政府的行为就会被赋予一定的“合理性”。重构结果显示，论证1和论证2中都提到了菲律宾政府希望保持局势稳定，促进繁荣（1.1a.1b），以及集中精力，让民众富足（2.1b.1b）。该出发点不仅迎合了受众，还有利于接下来论证的开展，更好地维护自身立场。第二个出发点“遵守国际法”发挥着与第一个出发点相类似的作用，但侧重于“合法性”。在舆论眼中，国际法常常扮演着公法的角色，并为绝大多数民众所认同，不遵守国际法的行为往往会受到指责。选择“遵守国际法”作为出发点能够迎合受众对行为“合法性”的诉求，消除相关疑虑，缩小争议空间。第三个出发点“尊重别人权利的人，自己的权利也应得到别人尊重”则是从迎合受众的道德观的角度，体现出行为的“合情性”，符合普遍受众的价值取向，同样有利于缩小争议空间。

　　4.2.3   论证设计

　　论辩阶段的策略操控努力一般体现在论证的组合方式以及论证的内容设计上。从内容设计上看，阿基诺在论证1不断提示受众，中国在中菲关系上以及南海问题上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并利用子论证1.1a.1a中极大的数据反差来体现这一点。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受众看来，这样的反差能体现出中国的获利远远大于菲律宾，进而感受到菲律宾处在“劣势地位”。尽管中国获利更多，但菲律宾依旧不想因为南海问题破坏中菲关系，“不回应…来自媒体…的攻击”，尽量缓和局势，释放“善意”，并选择通过大多数国际受众所认可的国际法，以提交仲裁的方式解决南海争议，这样阿基诺就给菲律宾政府披上了“理性”的外衣。在论证2中，阿基诺描绘了两个“凄惨”的画面，一是“黄岩岛…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菲律宾渔民…甚至不再被允许在恶劣天气下来这片珊瑚礁避难”；二是中国使得菲律宾“整个西海岸都消失不见了”，“拿”走了他们“一半的水域”。在子论证2.1a中阿基诺使用“shelter”（避难）一词，为的是表现中国的冷酷无情，在极端天气下孤立无援的渔民竟然因为中国而无法“避难”。在国际受众看来，这无异于“谋杀”，从而将中国推向“非道德”的一边。尽管如此，在子论证2.1b中菲律宾政府还是让渔民“再三保持耐心”，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让人民更为富足”，体现出菲律宾的“忍让”、“大度”；接着，在子论证2.1c中，阿基诺又用“整个西海岸”、“一半的水域”等夸张的语言，表现形势的可危、菲律宾的无奈以及中国的“蛮横”。借助这三个子论证，阿基诺表现出中国的“强势”和菲律宾的“弱势”，唤起读者的切身感受，这是典型的“诉诸同情”策略，凸显了“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发声”的必要性。论证1和论证2共同营造了中国的“强大”、“不道德”的国家形象与菲律宾的“弱小”、“大度”、“理性”的国家形象，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4.3   合理性评价

 

　　根据上文对阿基诺发言的重构，对照语用论辩学中的十条理性讨论准则，结合中菲南海纠纷的背景，我们认为该应答话语在论证图式规则（规则七）和有效性规则（规则八）（van Eemeren et al.2002：109-139；吴鹏、熊明辉2015）的把握上存在漏洞。

　　首先，阿基诺违反了论证图式（argument scheme）规则。所谓论证图式指的是论证结构中能将（大、小）前提可接受性推移到结论可接受性上的抽象推理关系。论证图式规则要求论辩者正确使用合适的论证图式来维护立场。阿基诺对这条规则的违反主要体现在征兆型论证图式使用不当上。在语用论辩学中，征兆型论证图式的推理结构可表示为：

结论：Y对于X而言为真

因为：Z对于X而言为真（前提1）

且：Z是Y的特征（前提2）

　　有时，论辩者只明确表达结论和前提1而略去前提2，因为在特定的语境下，受众通常可以“自觉补足”前提2。为评价征兆型论证图式是否被恰当使用，我们可以提出这三个批判性问题：1）Z真的是Y的特征吗？2）非Y事物是否有可能也有Z 特征？3）Y是否还存在非Z特征（van Eemeren et al.2002：97-98）。

阿基诺在子论证1.1b.1b中运用了典型的征兆型论证图式，通过论述将南海问题提请仲裁作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解决这些争端的方式（1.1b.1b.1）来证明菲律宾是遵守国际法的。其抽象论辩结构可概括为：

结论：【遵守国际法】（Y）对于【菲律宾】（X）为真

因为：【将南海问题提请仲裁…】（Z）对于【菲律宾】（X）为真（前提1）

且：【将南海问题提请仲裁…】（Z）是【遵守国际法】（Y）的特征（前提2）

　　这里的国际法主要指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但根据《公约》第281条第1款和第298条第1款规定可以发现，阿基诺在使用征兆型论证图式时忽略了第三种可能提出的批判性问题——除了他列出的特征外，符合《公约》领土争端解决机制还应具备另几个特征：1）缔约国应首先诉诸协议自行选择和平方法谋求解决争端；2）所针对的事项不能属于争端方已经作出的保留范围（王勇2014）。早在2006年8月25日，中国就已宣布对南海主权问题作出保留，不受有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而菲律宾是在2013年才提请仲裁（马金星2015）。由于缺少了与这两个关键性特征有关的论辩话步，该子论证就显得不那么合理。

　　其次，阿基诺违反有效性规则，即论证中的推理必须逻辑上有效。在子论证2.1a.1a中，阿基诺根据黄岩岛“is within 120 miles of our coastline”，从而得出黄岩岛“is therefore within ou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的结论。根据语境，我们可以发现阿基诺此番推断也是基于《公约》的。根据《公约》第57条和第74条规定：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约230.16 英里）。根据这一规定，如果该海域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p），则该地区离菲律宾200 海里内（q），我们将该推断记为：如果p，则q。阿基诺根据黄岩岛离菲律宾120英里，满足位于菲律宾200 海里以内（q）的条件，得出黄岩岛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p）的结论，记为：如果q，则p。这时，我们可以发现，阿基诺犯了一个肯定后件式谬误（fallacy of affirming the consequent），因而这个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效的，其可接受性也无从谈起。

 

 

　　媒体外交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性的话语实践，其根本目的是借助媒体传播渠道论证国家立场的合理性，引导国际舆论。那么，怎样才是所谓的“合理”？从修辞学和描述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合理与否或许主要取决于受众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外交人员提出的立场和论证（理由）；而为了达到这一“认同”的目的，外交人员应该灵活使用修辞或话语策略。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这一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常常将重心放在对媒体外交话语中各种修辞或话语策略（如模糊回答、闪避、诉诸权威、双关等）的描述和阐释上。但是，这些修辞或话语策略是否能为受众接受？例如，阿基诺在答记者问时所犯的“肯定后件式谬误”可能是一个精巧的修辞策略，对于很多不具备理性思考能力或者（因利益无涉）不愿理性思考的受众而言，该策略的确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却经不起任何理性受众的批判性检视。至此，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媒体外交实践者和研究者是否应该将受众视作理想化的理性评判者？

我们认为，任何外交实践都事关国家形象构建（外交无小事），媒体外交实践自然也不例外。如果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构建起一个理性、负责任、有担当的国家形象，媒体外交就应当在实践中将受众（特别是主要目标受众）视作最为严苛的理性评判者，以确保相关论辩话语能够经得起任何形式的批判性检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外交要放弃修辞手段。对阿基诺答记者问的策略操控分析显示，使用修辞手段（如诉诸法律、诉诸普适价值观、诉诸同情等）并不一定违反论辩合理性，关键在于这些修辞手段的使用是否超出了论辩合理性范畴。总之，在媒体外交话语中，理想的论辩策略既不能违反论辩合理性，还要具备修辞有效性。

　　个案研究显示，集论辩重构、策略操控分析和批判性评价于一体的语用论辩研究路径不但可以还原媒体外交话语中的核心论辩话步，再现其论辩过程与结构，还能揭示论辩者在论辩过程中对论辩合理性和修辞有效性的双重考量，挖掘内嵌其中的各种核心话语策略。更重要的是，该路径还为媒体外交话语的合理性提供了可行的评判标准。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借助这一路径，通过更多个案研究深入分析和评价媒体外交话语在冲突、开始、论辩和结束阶段中采用的典型论辩策略，如重新界定意见分歧（冲突阶段）、扩大一致空间（开始阶段）、指出对方谬误（论辩阶段）、非绝对化结论（结束阶段）等。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外交话语通常受到不同机构语境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理应成为理性评价的重要标准。挖掘这些制约因素并将其与语用论辩学的批判性讨论规则进行比较和融合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之一。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2017年第1期

期刊官网：http://xwxb.xisu.edu.cn/

作者简介：

吴鹏，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论辩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论辩理论、话语研究。

 

陆品超，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论辩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论辩理论、话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