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邹口述 郑新民文 郑新民谈英语教学与研究

编者按：在上外50后教授群体中，活跃着一位女性教师---邹申教授。在大家心目中，邹教授温文尔雅，待人谦和，具有职业女性所特有的那份自信和矜持。大家从邹申教授身上所获得的有关英语学习最频信息莫过于“英语测试”和“专四、专八考试”了。其实，邹申教授在学生培养方面，尤其是在博士生培养上有其独到见解（认知）和独特指导方式（实践）。本期与大家分享邹教授题为“博士生培养的核心是哲学思考和创新能力”一文，希望大家能喜欢。本文选自《信念与追求---走近上外》（郑新民，201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版权所有，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我从2000年开始招博士生，至今已有11年。从学校的角度来讲，招生的模式和程序没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基本上是以成绩为评估的依据。从导师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分数不一定真正反映考生的科研实力和科研潜力。我的做法是：在学校现有的框架下，尽量选那些具有科研基础以及科研潜力的学生来攻读博士学位。通常情况下，考生会在考前通过电邮与我联系，我都会给他们回复。一般在邮件中，我都会对他们讲：读博士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欢迎你报考。此外，我还把我的一些要求给他们笼统讲一下，比如说你要跟我读的话，最好对语言测试方面的理论有所知晓；你最好有一些实践经验：语言测试毕竟是实践性很强的一个领域。如果考生此前已经申请到校级乃至省部级的一些项目，特别是和语言测试相关的项目，我是比较看重的。另外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定的阅读储备。

　　考生通常会在电邮中附上个人简历，我比较关注的是有关出版物的内容。通过简历，大约能估摸出来哪些人如果进来的话能够读出来，而且说不定读的还不错，哪些就不太行。我记得有一个博士生，她现在已经毕业了，她当时来考的时候根本就没跟我联系过，但她在《外语界》、《电化教学》和《山东外语》上已经发了好几篇文章，我觉得她功底各方面都挺好的，科研分我给了满分。

　　我也有一个博士生，他是师专毕业，通过自学本科、硕士这么一路过来。如果单看第一学历，比如说他本科、硕士在什么地方念，他和那些本科名校出身的就不能比，但实际上那个人很有潜力，在科研方面、思维方面都挺好。慢慢地，我认识到科研能力和第一学历是两码事，也不是正相关，因而选择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要全面考虑。总得来说，我还是看重专业成绩，看重考生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潜力，当然翻译能力也是蛮重要的一块。

 

　　二、我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实践

 

　　我认为导师和博士生的关系类似以前的师徒关系，博士生之间关系也比较密切，我三届博士生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十个人，大家经常沟通，经常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我的做法是：新生进来以后尽早安排一二年级同学的见面会，就是一年级上课的时间请二年级同学过来座谈一下，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让每位二年级同学就自己的博士论文开题内容做一个presentation（展示），比如讲讲博士论文大概的想法，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困惑，然后我们讨论，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提问或发表看法。通过创造这么一种氛围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因为二年级同学现在开题、构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一届有可能也会碰到，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前有个想法和准备，这样的交流是思路上的拓宽，想法上的充实，对大家都有好处；有时候我正好讲到一个内容，比如说Bachman的理论，我就请二年级的一个博士来讲，这样大家在课堂上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会相互联系，课堂像一个纽带使博士生们能够经常互动。

 

 

　　我尽量让不同年级的同学都来参加我的项目，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完成的“211”英语学科语料库，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两届博士生共同参与的：项目开始的时候一届博士生进来，都是语料库的，项目就由他们启动。这里面一个有计算机背景，就专门做软件检索，写软件；一个专门做符码表，从理论方面探讨；还有一个就整理数据。一年以后，符码表基本成熟，软件出来了，第二届学生也进来了，就和第一届一起开始做标注。还有别的教授的学生也来了几个，他们在一起讨论，一边讨论一边把很多问题给弄清楚，解决了。所以最后那本书里的文章基本上是两届博士生写的，书出来以后我专门写了一个前言，感谢这些博士生，这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项目像一个纽带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也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两三个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从这个里面出去的。

 

　　师生共同科研：“双赢互惠”

 

　　我让学生参与一些项目，出发点就是“双赢”。所谓双赢，就是导师要完成自己的项目，学生也要从项目中获益，对自身的学业、专业成长有好处。比如说，我告诉博士生，“你参与语料库的工作，这些数据对你是完全开放的，你要用它们写文章呵，我鼓励你们这样做。”这样的话，他们就比较乐意做，蛮有积极性的。导师一定要替学生考虑，让他感觉是团队的一分子,是老师的co-researcher（合作研究者），有自己的贡献。

 

 

　　测试，说到底是一个工具，一定要和其它语言学领域里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才派得上用场。学生来了以后，我会鼓励他们去修语言学方面的课程。我还说，有的课呢你修个学分，学分满了，时间顾得过来，博导开的其它课也可以去听。如果你对文学感兴趣，文学的课也可以去听，将来文学怎么测试也可做的么。总之就是要多听，专业知识面一定要广，将来写论文的时候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不然你写不出来。

我还注重学生的“文理兼修”。比如说，罗雪梅老师和她的爱人韩耀军共同开了统计学这门课程，我要求我的学生一定去听这个课。我们大多文科出身，没有经过比较扎实的数理化方面的训练是不行的，学生听下来也都反应不错。此外，我在每年博士入学考试的卷子里边涉及一些统计方面的内容，比如做个分析，让考生意识到测试和数据的整理、统计分不开，事先要去学一点儿。

 

　　论文开题

 

　　学生两年级开题以后，我们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一般事先规定好时间节点，比如说你到什么时候必须把什么东西交过来。当然也看学生，如果他比较自觉，个人能做好的，我就少管他；有的学生我对他有点儿不放心，就盯得紧一些，等他们开始写了以后，大概每隔一段时间我就问问情况怎么样，顺便再把时间节点讲一遍。一般情况下论文初稿交上来之前，大纲我全部看过，个别章节也看过，二月底我从头到尾看一遍他们的论文，万一有什么问题还来得及。通读过程中，有时候语言不规范的地方要改语言；格式上面的问题我就划出来，他们再自己改，总之整个过程要跟学生不断商量、调整，有问题就及时解决，这样大家都不至于被动。

　　至于学生如何开题，如何定题目，我主要根据学生本人情况，采用三种模式：一种就是少数科研能力较强的学生，他来的时候基本有一个方向，只要是和语言测试相关的都可以，这类属于题目自定类型；另外一种也是少数，比如有个学生硕士就是研究washback effects(后效)的，来的时候我正好有个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课题，具体要做四、八级的教学反馈效应，考虑到她有点儿基础，我就建议她做这个题目，她也很乐意，这是第二类。大部分学生属于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协商讨论定下来，也结合学生自身的特长和兴趣。比如有一个学生，他说对口语感兴趣，又对语料库感兴趣，我说你不能光说感兴趣，还要想想做什么，然后他自己回去看书，看了一些书以后告诉我，他要从口语语料库看中国学生的互动语言功能，蛮有意思的。

　　我对学生学习这块盯得很紧，就是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三年时间，人生也没有多少个三年，并且这三年的效果要在以后体现出来。我主要还是教学生学艺的导师。学生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的话，比如说经济上比较拮据，我也尽量给他们一些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定下心学习和研究。至于他们的个人问题，我一般不过多过问，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

 

　　论文答辩

 

　　学生论文成型以后，我们就组织答辩委员会答辩，一直以来想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外面的老师，比如广外的曾用强老师,刘建达老师，但大老远请他们过来一次，兴师动众的也不方便，所以一直跳不出现在的这个小圈子。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考虑以后使用诸如Skype、网真（TelePresence）等现代多媒体技术进行交互的可能性，扩大答辩委员会成员圈子，以倾听不同的声音。

　　对答辩委员会老师提出的大的修改建议，我一般都督促学生改好后再给我看一看，做到善始善终。

 

　　后续发展：博士生的成长

 

　　经过博士阶段严格的训练，我们希望他们以此为起点，再往前走一步，更多的潜能在工作、科研单位得到充分发挥。这一方面，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芹、重庆邮电大学外语学院及国际学院副院长汪顺玉、宁波大学科技学院下属外语学院原副院长孔文、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李清华是比较突出的几位，他们目前都成为各自岗位上的教学和科研骨干。其中，刘芹最具代表性，她博士毕业回到学校后继续从事口语教学研究，后来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对博士期间口语评分的研究向前迈了一步，她本人的科研又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在上海理工建设了一个小的团队，还带了研究生，她像一颗种子那样发了芽。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与之相对照，一些学生博士读完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就沉寂了，知识是不断更新的，如果你不能与时俱进，沉寂时间过长的话，过几年再想做就很难。我希望博士生毕业以后能够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自己的研究，不要松气，继续从事科研活动，否则在高校里站不住脚。

 

　　三、我是这样从青年教师成长的

 

　　我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处于科研彷徨期，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戴炜栋、华均、姚天宠等老教师对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特别关心，处处提携我们，给我们很多机会。这一点现在看来，非常重要。

 

　　教学管理工作

 

　　我本科读的是英国文学，到上外以后又读教学法，最后要落在什么地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当时领导叫我去参加华东地区英语专业教学研讨会的年会，开阔了眼界，但那时候觉得把课上好还是最重要的事情。我36岁做了英语系副主任，主管一、二年级基础教学。因为年轻，很多事情就自己做，也不大计较名声，这样大家就慢慢接受我了。教学管理工作，我主抓备课、上课两个环节。那时候教师队伍的素质还是很高的，备课都有教案，写得非常详细，老师基本按教案上课，自己也适当发挥一些；听课下来发现一些小的细节问题比如上课提问，我就给老师指出来，大家也都认真对待。

 

 

　　那时候年级组长都是资历蛮老的教师，由他们来决定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测试成为教学的一部分是在1990年。记得当时我的前任姚天宠老师还指导我们如何做专业四级的事情。1992年底原来由广外负责的专业八级也放到上外，等于是四、八级我们同时在做。实际上，当时我们对测试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戴炜栋校长请了校内、外几位老教授一起参与讨论确定考卷，我们在“学中做、做中学”。在这里我也要代表上外，特别感谢交通大学四、六级考委会的杨惠中教授、金艳教授。当时杨老师还专门过来给我们讲课，给我们推荐很多书，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杨老师是坐公交车来上外给我们讲课。戴老师也为我们争取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项目。当时我是项目负责人。其间，我被派去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Reading)一年，师从Cyril Weir教授。那一年，我听了有关测试(testing)所有的课程，回来后对自己就蛮有信心和把握了。当时，英国派了语言测试的专家Rita Green过来帮我们理顺考试的整个过程，中间我们也学了很多东西。实际上，测试真正走上正是在这个测试项目之后。经过三年的实践，我们知道考试的难度大概在什么地方，对考试也有了相对科学的预测能力。考试大纲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制定并逐步走向科学化。

　　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健全的机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成为一个品牌。看到我们多年的努力得到社会、学校和学生的认可，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为青年教师的成长做什么？

 

　　回顾自己的这段经历，我充满感激，戴校长等年长的一辈给像我一样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人指明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就走下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正处在十字路口上，需要我们的点拨和指导。从个人角度上来讲，我十分愿意为那些学术上不断要求进步的年轻教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与人分享你现有的东西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曾有一位青年教师请我给她的论文提意见。我很高兴接受了她的请求，认真阅读后提了几点改进意见。之后我也就忘了这件事。想不到她后来对我说，我当时提的修改意见给了她极大的鼓舞，使得她有勇气向学术杂志投了生平的第一篇稿子，而且稿子被录用了。她说一直记得这件事，很感谢我。我听后很感动，深切感到有时在不经意间做的事会对一个人产生关键性作用。青年教师搞科研需要收集数据，我也会利用每年英语专业四、八级阅卷的时机（每次有来自全国130多所院校的200多名教师），为他们提供方便。现在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要比我们那时强多了，而且他们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是：当他们迷茫时指点迷津；当他们遇到挫折时鼓舞士气；当他们需要帮助时“雪中送炭”。

 

 

　　对青年教师，我有两点希望：一方面，青年教师要尽心尽职把课上好，这也是教师的天职；另一方面，一线教师也要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立足课堂教学，多观察、勤思考，从而找到研究问题，做一点儿科研和实实在在的事情。最后，我祝愿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