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读写教程第三册课文翻译

1a
我哥哥吉米出生时遇上难产，因为缺氧导致大脑受损。两年后，我出生了。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便围绕我哥哥转。
伴随我成长的，是“到外面去玩，把你哥哥也带上。”
不带上他，我是哪里也去不了的。因此，我怂恿邻居的孩子到我家来，尽情地玩孩子们玩的游戏。

我母亲教吉米学习日常自理，比如刷牙或系皮带什么的。
我父亲宅心仁厚，他的耐心和理解使一家人心贴着心。
我则负责外面的事，找到那些欺负我哥哥的孩子们的父母，告他们的状，为我哥哥讨回公道。

父亲和吉米形影不离。
他们一道吃早饭，平时每天早上一道开车去海军航运中心，他们都在那里工作，吉米在那搬卸标有彩色代号的箱子。
晚饭后，他们一道交谈，玩游戏，直到深夜。
他们甚至用口哨吹相同的曲调。

所以，父亲1991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吉米几乎崩溃了，尽管他尽量不表现出来。
他就是不能相信父亲去世这一事实。
通常，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现在却一言不发，无论说多少话都不能透过他木然的脸部表情了解他的心事。
我雇了一个人和他住在一起，开车送他去上班。然而，不管我怎么努力地维持原状，吉米还是认为他熟悉的世界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念爸爸？”
他的嘴唇颤抖了几下，然后问我：“你怎么看，玛格丽特？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接着，我俩都流下了眼泪。

六个月后，母亲因肺癌去世，剩下我一人来照顾吉米。

吉米不能马上适应去上班时没有父亲陪着，因此搬来纽约和我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好像适应得很好。
但吉米依然想住在我父母的房子里，继续干他原来的工作。我答应把他送回去。
此事最后做成了。
如今，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在许多人的照料下，同时依靠自己生活得有声有色。
他已成了邻里间不可或缺的人物。
如果你有邮件要收，或有狗要遛，他就是你所要的人。

当然，母亲的话没错：可以有一个家，既能容纳他的缺陷又能装下我的雄心。
事实上，关照像吉米这样一个深爱又感激我的人，更加丰富了我的生活，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之相比。

这一点，在9·11灾难后几天更显真切。那天是吉米57岁生日。
我在纽约自己的家里为他举办生日宴会，但是我们家的人都没能来参加，因为交通困难，而且灾难带来的恐惧使他们依然心有余悸。
我邀请了我的好友，请他们来帮忙把宴会弄得热闹些，增加点欢快气氛，没去理会他们多数人在情感上都有些疲惫这一事实。
于是我一反常态，没说“请不要带礼物”，而是向他们喊“请带礼物来”。

我的朋友──吉米认识他们多年了──带来了中意的礼物：乡村音乐CD、一件长袖运动衫、一条有“吉米”字样的皮带、一顶编织的羊毛帽，还有一套牛仔服。
那天晚上，我们先是送礼物，然后是切从他喜欢的面包店里买来的巧克力蛋糕，当然还唱了“生日歌”，否则宴会就不算完整了。

吉米一次次地问：“该切蛋糕了吧？”
等用完餐和送完礼物后，吉米再也控制不住了。
他焦急地等着点上蜡烛，然后在我们“生日快乐”的歌声中，一口长气吹灭了蜡烛。户
然而吉米对我们的努力还是感到不满足。
他纵身跳到椅子上，直挺着身子，双手食指朝天，一边喊一边指挥我们唱歌：“再──来──次！”
我们全力以赴地唱。待我们唱完时，他翘起两个拇指喊道：“好极了！”

本来我们想让他知道，无论世上有多难的事情，总是有人来关心他。
现在反倒是提醒了我们自己。
对于吉米来说，我们唱歌时的爱心，是他心中额外的礼物，但是他原先更想看到的，是别人再次感到快乐。

有如父亲的去世一夜之间改变了吉米的世界，9·11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熟悉的世界不复存在了。
但是，当我们为吉米唱歌，相互紧拥，祈祷全球和平时，我们也意识到，朋友、家人间永恒的爱和支持可以让我们克服生活中的任何困难。
吉米以朴素的方式为我们协调了眼前的一切，他做到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
吉米的爱可以征服一切，这是任何东西都限制不了的。

1b
时值秋夜，在我的故乡新斯科舍，
小雨淅沥，轻叩锡铁屋顶。我们周末度假寄住的古老小屋，弥漫着一股霉味。
空气寒冷得让人发抖，于是我们点上了富兰克林取暖炉。
我们悠然地喝着热朱古力，接着父亲走向立式钢琴，卷起衬衣袖，伸出一指敲一曲。
他算不上一个钢琴家，可他知道歌中的情、家中的爱。
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和他同坐在一条凳子上，然后我哥哥也快缓步走向钢琴。
最后，不太能唱歌却能拉拉小提琴的我也凑热闹唱了一两句。
一向体贴人的父亲说：“你看，你也可以唱的，宝贝。唱得很好。”

我常常记得成长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温暖、幸福和关爱。
虽然我花了好些年才知道，家人的爱不是凭空产生的。叶
事实上，爱从来就不是凭空产生的，甚至对那些看上去像我父母那样天生充满爱的人来说也一样。
但是，我愿打赌，你必须生活于一个构架之中，方能让爱这一无与伦比的礼物瓜熟蒂落。

首先，爱需要时间。
也许人们可以一眼看到爱的可能，见面几周后就郑重宣布“我爱你”等等，但是这样的爱，相当于刚开始爬山，而这漫长的爬山之路充满着起起落落。
瓜熟蒂落之爱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
它跟一棵橡树的生命一样，从土里的一粒种子开始，慢慢地长成几乎无叶的细枝，最后枝繁叶茂、足以遮荫，成就其辉煌。
我们不可调控或者加速其成长所需的年月，相反，我们必须用才智和耐心，始终欣赏相互间的差异，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痛苦。
因此，如果因小怒而离婚，父母孩子相互不信任，在第一次受伤害后中断友谊，或不再相信爱，那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我们常常未经深思熟虑就向某人说“再见”，结果付出了非常昂贵的感情代价。
我曾经认识一对父子，他们被各自的生活困难困扰，多年来距离越拉越远，结果相互间几乎没话可说，
而相互间没了依靠，他们的生活变得空虚。
儿子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打算开着黄色老卡车到连通全国的双车道公路上周游一番（那时还没有免费高速公路）。
有一天，在准备出发时，他看见父亲沿着繁忙的街道走来。父亲熟悉的脸上带着的孤苦令他震动。
他邀父亲停下来喝杯啤酒。
冲动之下，他说：“来吧，爸爸。让我们一块儿度过一个夏天吧。”

他父亲是个家具推销商。虽然冒着家里生意受损失的大风险，父亲还是跟儿子走了。
他们一道宿营，一道爬山，一道坐在海边，一道探索城市的街道和幽静的乡村。
在他们旅行后不久，他父亲告诉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学到的为父之道比我在我儿子成长的21年的岁月里学到的都多。”
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为爱的人留出空间，为我们爱的人抽出我们认为抽不出的时间是值得的。

我们不应该误导自己，认为我们所爱的人必须像自己一样。
关键是认可和欣赏我们间的差异。
这些差异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丝神秘和新奇。

爱也需要另一种更为难得的能力──放手的能力。

在我结婚的头几年，我错误地认为我丈夫应该想时刻和我在一起。
我们第一次去拜访他家时，我发现他们家的人做事时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与女的在一起。
我公公占了我的位子，坐到前车座我丈夫的旁边。他俩常常一道出去，将我留下和女人们在一起。

我向我丈夫抱怨，让他夹在他所爱的人当中，痛苦不堪。
我婆婆说得好：“和父亲在一起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和你在一起是另一部分。你对二者都该感到高兴啊。”

我明白，爱就像根松紧带，在它将你们紧紧拉在一起之前，必须先松开。
爱又像涌来的潮水，一浪过后先退却一点，下一浪才会比前一浪离你的心更近。

最后，爱需要言语来实现。
没有言语，争吵不能得到解决，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分享自己生活意义的能力。
重要的是承认并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使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兴高采烈。

爱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生的探索。我们总是在这种探索中学习、发现和成长。
一次失败不能毁灭爱，一次亲吻也不能赢得爱。
唯有耐心和理解才能得到爱。

2a
运动医学专家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耐力运动员，特别是女性，经常会缺铁。
普渡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即使是适度的锻炼，也可能会降低女性血液中的铁含量。

“我们发现，那些通常不运动的女性一旦开始适度的锻炼，就会出现铁含量下降的迹象，”普渡大学罗斯安妮·M. 莱尔副教授说。
她对62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杂志上。这些妇女原先不怎么运动，后来开始了为期6个月、每周3次的锻炼。

莱尔指出：“那些增食肉类食品或服用铁质补剂的女性能够恢复到健康状态。
但突然参加锻炼却仍沿用旧食谱的人则显示出铁含量降低。”

缺铁在女性中是很常见的，每四个十几岁的少女中有一人缺铁，每五个18至45岁的女性中有一人缺铁。
而在积极锻炼的妇女中这一比例更高，女耐力运动员中，缺铁者比例则高达80%。
莱尔说，这意味着 “太多女性忽视了自己摄入的铁含量”。
育龄女性危险最大，因为月经是铁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许多保健意识太强的女性也很危险，因为她们拒绝食用牛肉或羊肉，而这些肉中含有的铁最易被吸收。
而且，由于女性常常为了控制体重而节食，从而未能摄取足够的含铁丰富的食物，结果可能导致缺铁。

另一名专家指出，“普通女性每天摄入的铁只是应摄入量的三分之二。”
他指出，“对于那些已经缺铁的女性，任何因锻炼而产生的更多铁质流失都足以导致体内缺铁状况的恶化。”

运动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导致铁流失。
有些铁随汗液流失。另外，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高强度的耐力运动有时会引起消化系统内出血。
运动员从事跑步之类高强度剧烈运动，也可能会因为足部血管失血的现象而使铁质流失。

缺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也即最常见的阶段，是铁质储量不足。这一阶段一般没有症状。
到了缺铁的第二阶段，就会出现疲倦和力不从心，此时体内已没有足够的铁来形成血蛋白分子，将氧输至运动肌肉。
在第三即最后阶段，人常常感到虚弱、疲乏无力、喘不过气，运动成绩大打折扣。

“人们认为，只要不到第三阶段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帮助设计普渡大学研究的约翰·L. 比尔德说。
“只有当你的铁储量为零时，你才会进入第三阶段。而你若坐等到这个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

然而，比尔德指出，大多数铁质储量低的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缺铁，因为传统的检测血液中铁含量的方法──检验血液中输送氧气的血蛋白的含量──是不够的。
其实，有必要检查血液中另一种混合成分的含量，它可以显示血液中的铁含量。
他还指出，虽然积极锻炼的育龄妇女最有可能铁含量低，“但男性也并非不缺铁，尤其是在他们不吃肉类而又从事高强度的体力活动的情况下。”
（估计有15%的男性长跑运动员铁含量低。）比尔德和其他专家都说，对这些人而言，最好每年验一次血，以测定血液中的铁含量。

如果铁含量低，就要去看医生，以确定是否该通过调整饮食或服用铁质补剂来校正不足。
一般说来，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在食谱中增加含铁丰富的食物，因为铁质补剂可能存在严重缺陷。“服用铁质补剂可能使人想呕吐，有时甚至还会引起中毒。
最好的铁来源，以及唯一最易为身体所吸收的铁来源，是肉、鸡和鱼。
其他较好的铁质来源包括枣、豆类和一些多叶绿色蔬菜。”

“选择那些标有‘加铁’字样的面包和麦片，” 运动营养专家南希·克拉克写道，
“这些增加的铁质补充了谷物中自然含铁量的不足。将这些食物与含有大量维生素C的食物一起食用──比如吃麦片时喝橘子汁，或在三明治内夹上番茄──可以促进铁质吸收。”
克拉克还建议用铁锅烹食，因为烹调过程中食物能从铁锅中吸收铁质。
她写道，“在铁锅内烹煮了3个小时的番茄汁，其铁含量大大提高，增加到原来的30倍左右。” 她说，铁含量可能低的人，吃饭时应避免喝咖啡或饮茶，因为这些饮料中所含的物质会妨碍身体对铁质的吸收。

“运动女性应特别注意选择饮食。”普渡大学的莱尔总结说：
“如果你在铁含量流失之前就注意到了警告信号，你就可以在它真正成为问题之前弥补铁质的不足。”

2b
正如运动能强心、健肺、固骨、强肌一样，运动也能健脑。
对动物的一系列科学研究表明，体育活动对智力的发挥有积极作用。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的大脑科学家威廉·格里诺说，“很明显，运动使大脑受益。”
他对老鼠的研究已经表明运动具有两大功效：高强度体育运动给大脑提供更多的燃料，而技巧性运动则增强大脑神经的联结。依照某些科学家的见解，这种联结能使大脑更好地处理信息。

在一项实验中，实验鼠被分成三组：
第一组在自动轮中跑动，第二组通过一种复杂的越障训练来提高技能，第三组则不做任何运动。

“与跑动的和不运动的老鼠相比，经过越障训练的老鼠的脑神经联结数更多。”格里诺说，
“相比之下，在自动轮中跑动的老鼠，较之其他两组的老鼠，其大脑的血管密度更大。”

他说，学习一种新的舞步和学习一种语言一样，都能促进大脑发展。
如果这种舞蹈还是一种良好的体育运动，则益处加倍。格里诺的另一组实验显示，年轻的大脑尤其能够通过运动来增强能力。这组实验表明，从小就锻炼的老鼠，其大脑的变化最为显著。
他说尽管动物不是人，但依此推断锻炼对老鼠带来的作用同样适用于人类也合乎逻辑。

对人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其结果表明，经常锻炼能提高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
伊利诺伊大学阿瑟·克雷默测量的结果表明，63至82岁不运动的人，在完成为期10周的水上运动课程之后，听音击键的反应加快了。
对照组没有经过锻炼，其反应速度没有提高。

接受运动训练之后，人的反应速度可能会加快，这是因为与衰老有关的机能衰退实际上源于体质下降。
一些科学家推测，除了药物作用和饮食不当等相关因素外，常常归咎于衰老的大脑功能下降实际上可能是不注意保持体育运动带来的一种后果。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运动学教授丹尼尔·M. 兰德斯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有关运动对大脑影响的科学文献进行了综述。他说：“对老年人来说，锻炼计划对维持大脑功能显得非常重要。”

许多研究表明，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孩子，在学业上比不活动的同学优秀。
但直到最近，人们还是认为因参加体育运动而获得的学业优势来自于增强的自信、更好的心态，以及运动后所带来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而现在，一些科学家修正了他们的看法，表示这可能与身体状况有关。

另一名专家皮尔斯·J. 霍华德说，新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提高了大脑中某些激发神经细胞生长的化学物质的含量。
因此，那些进行锻炼的人的大脑可能更有能力应付各种智力挑战。

不活动对大脑和身体都可能有负面影响。
“科学家们认识到，心即是身，身即是心，”霍华德评价道。他说，最有益的运动能身心兼顾。

3a
海德中学的办学宗旨是：如果你向学生传授诸如求真、勇敢、正直、领导能力、好奇心和关心他人等美德的话，学生的学习成绩自然就会提高。
该校的创始人约瑟夫·高尔德声称学校的教学很成功。海德中学位于缅因州巴思市，每年的学费高达1.8万美元，因其教导问题少年有方而闻名遐迩。

“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一所专为某一类孩子而开设的学校，”马尔科姆·高尔德说。他是约瑟夫的儿子，毕业于海德中学，现任海德中学校长。
“我们把帮助孩子培养一种生活方式看作自己的职责，办法是倡导一整套能影响所有孩子的价值观念。”

现在，乔·高尔德(约瑟夫·高尔德)正试图将他尚有争议的“品德第一”的理念向旧城区的公立学校推广。这些学校愿意将用于传统教学计划的税金用于实施这一新的教学方法。
海德公立学校第一个教学计划始于1992年9月。
但几个月后，该计划即告暂停。
教师们对教学计划的高要求以及高强度工作所带来的压力表示抗议。

今年秋天，海德基金会计划在巴尔的摩启动初步的公立学校教学计划。
教师要接受培训，以便今后能在整个巴尔的摩体系内胜任工作。
美国其他学校的领导们也在关注这个教学计划。
去年秋天，在家长的一片抗议声中，海德基金会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郊区的一所中学内启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教学计划。
当地居民担心该校可能招进来旧城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和问题学生。

就像在缅因州那样，求真也在康涅狄格州的这所中学得到广泛推崇。
在一堂英语课上，11名学生用最后的5分钟展开激烈的讨论，依照1－10的评分标准相互评价他们当天的课堂表现。

“我得10分。”

“我有意见。你既没做语法作业，也没做拼写练习。”

“那好，就7分吧。”

“你只能得6分。”

“等等，我可是全力以赴的。”

“是的，可你今天没提问。”

在解释自己的教育方法时，乔·高尔德指出，对传统的教育体制不能只是改革。
他说“无论怎样改革”，用马和马车“是改革不出汽车的”。
海德中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潜能”，这种潜能的基础是品格而不是智力或财富。
良知和苦干受到推崇。
成功由不断进步来衡量，而不是由学习成绩来评定。
学生必须相互负责。
为了避免美国中学使用的其他品格培养方案所引发的争议，高尔德解释说，“全力以赴”这一概念并不是要强迫学生接受某一套道德原则或宗教观念。

海德中学的课程与那些为升入大学做准备的传统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相似，包括英语、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
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选修表演艺术和体育，还要提供社区服务。
在每门课程中，学生都会得到一个综合了学习成绩和“努力程度”的分数。
在巴思市，97%的海德中学毕业生都升入了大学本科。

在海德中学的综合教育中，父母的参与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为了使孩子被该校录取，家长也必须同意接受并实践学校的思想和观点。
家长们签约同意每月出席一次区域小组会议(共20个区域小组)，每年去区域休养所三天，每年至少参加三次巴思市的研修班、讨论组和研讨会。
在很多活动中，缅因州学生家长的出席率高达95%。
乔和马尔科姆·高尔德都说，当孩子们见到自己的父母都在全力以赴时，他们也会竭尽全力。
他们说，对许多家长而言，最困难的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公立学校学生家长的活动计划仍在制定之中。这项工作的困难要大得多，因为很难使家长相信他们的参与很有价值。
在纽黑文市录取的100名学生中，有30%左右的家长出席了各类特别会议。
这一低出席率违背了他们在教学计划开始实施时所做的承诺，当时海德中学的官员曾与300个家庭进行了面谈。

巴思市一名在公立学校教书达14年之久的教师说，一旦问题得到解决，海德教学计划就会在公立学校中获得成功。
他乐观地认为，一旦家长们投入到计划当中，他们就会成为孩子们日常行为的榜样，这与寄宿学校的学生家长完全不同。

一名曾任教于旧城区学校的教师如今在从事纽黑文教学计划。他说，教师也能从中受益。
“在这里，我们真正开始集中精力与每一个学生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
我们的重点真的是先考虑师生关系，然后是师生共同探讨学业。
而在传统的中学里，是先考虑教师和教材的关系，然后再考虑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在海德中学被进一步深化了。
对教职员工的评估由学生来进行。

19岁的吉米·迪巴蒂斯塔今年5月将从巴思校区毕业，并准备升入大学。对此他感到惊奇。
几年前，他还觉得自己的前途“是在监狱，而不是在大学”。
迪巴蒂斯塔还记得他刚到海德中学时的情景。

“我来这儿时，见人就侮辱，就咒骂。
其他每所学校都会说：‘滚出去！我们这儿不要你。’
我来到这儿，他们却说：‘我们有几分喜欢这种活力，但并不喜欢它消极的一面，我们要将它转化成积极的东西。’”

3b
以国家为背景探讨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方式就意味着研究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
它意味着设法评估这些因素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也意味着把握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单位工作。
在对取向或决策过程进行分析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至少，它说明了美国工作流动性大而相比而言日本工作稳定性高的原因。

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无优劣之分。
一种特定的管理行为模式是由多个独特的文化因素复合发展而成的──因而仅在一定的文化中起作用。

让我来描述一下三四种日本文化的特征，它们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决策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些特征是相互联系的。

首先，在日本，任何处理问题的方法或任何谈判都体现着“你对你”的方式，这有别于西方“我对你”的方式。
差别在于：在“我对你”的方式中，双方都坦率地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提出主张──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西方人也十分善于应付对峙局面。

日本人所采用的“你对你”方式则立足于双方──自然而然地并常常是下意识地──力图理解对方的观点。
因此，会晤的目标是双方共同努力减少对峙，谋求和谐。

第二个特点基于“一致共识”及“由下而上”的原则。
在日本，各阶层所有人员的想法和意见都会得到认真考虑。
无论是在私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均是如此。
在日本，人们力求团体的统一，不论这团体是家庭、公司还是国会。

差别在于，西方式的决策多半源自高层管理人员，通常不征求中层管理人员或员工的意见；而在日本，最底层的人员也能提出想法，然后通过组织上传，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影响。
此谓“由下而上”。

日本特有的交流方式也与西方的不同。

即使生意没做成，日本商人也力求和睦相处，愿意花费必要的时间来确立“你对你”的交流方式，仅仅间接而巧妙地表达个人意见。

这就产生了对时间的不同见解。
在日本，把工作做得全面、彻底比西方那种按限期完成工作的态度更受推崇。
由于侧重点的不同，日本人不仅在生产上讲求彻底，开会也讲求彻底。
因此，美国人对许多日本公司接二连三的会议感到很厌烦。
美国人总是急于做出具体决策，而日本人却试图制定一个大方向。

另一方面，一旦签署了某个协议，却常常是日本人惊讶于西方人履行协议时的拖沓。
日本人急于前行，而西方人因需要时间作详细计划，则可能落后。

现在，虽然日本的工业和技术得到了高度发展，但它们并未取代人力能源和动力的根本力量。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是，无论需要多少时间，他们都会把一项工作做完并做好。
这需要有奉献精神和责任感，在这个机械时代里，它们仍然没有被抛弃。

在我的工作领域──金融和证券业，常有西方人问我，野村证券公司是如何避免美国公司所面临的交易单流通堵塞的。
我们也碰到过这个难题。
东京证交所每天通常有2到3亿笔交易。
这个交易额是纽约证交所的许多倍。
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么巨大的数额呢?

第一，我们拥有极为先进的计算机。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负责处理这些交易的操作人员一直工作直到任务完成。
也许20年后，或许用不了这么久，他们就会更加西方化，会坚持一到5点就下班回家。
但在今天，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待到工作完成。
这是对质量的真正关心。

“紧要关头，鼎力相助”是日本人处理问题时的一个重要方面，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
几年前，松下公司遇到难关。
在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当中，有一项就是松下先生──公司的创始人和当时的董事长──调任销售部经理。

同样，当我们野村证券公司五年前改用电脑系统时，新系统使700名员工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但我们并没有解雇他们；相反，我们将他们转为证券销售人员，其中有些如今成了这方面的骨干。
只要有智慧，只要肯努力，就可以在公司里通过努力获得成功。
在日本，一个人的才能不会被局限于一个固定的领域。
我们认为，对于员工的忠诚奉献，公司应予以回报。

4a
自由女神像

19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艺术家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正在设计一个大项目，名为“自由照耀世界”。这是一座庆祝美国独立和美法联盟的纪念碑。
与此同时，他爱上了一位他在加拿大认识的女子。他母亲不赞成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她没有见过的女子恋爱，然而巴托尔迪不为所动，和心中所爱于1876年结为伉俪。

同年，巴托尔迪组装完雕像的右臂和火炬，并将它们陈列在费城。
据说，他用了妻子的手臂为模本，但觉得她的脸太漂亮，不适合做雕像模本。
他需要这样一个女人：面容沧桑却不失坚定，庄重多于美丽。
他选择了自己的母亲。

1886年，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湾北部落成。
雕像综合了他母亲的脸和他妻子的身材，不过巴托尔迪称之为“我的女儿，自由之神”。

芭比娃娃

在现今销售的各式各样的芭比娃娃之前，原本部门只有一种芭比娃娃。
实际上，她的名字叫芭芭拉。

芭芭拉·汉德勒是马特尔玩具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艾略特和鲁思·汉德勒夫妇的女儿。
鲁思是在见到女儿玩纸娃娃之后才想到做芭比娃娃的。
芭比娃娃的三维模特是一个德国洋娃娃，一个哄成年人开心的礼物，被描绘成具有“风尘女子”的模样。
马特尔公司将这个娃娃做了一番改造，变成了体面而地道的美国版本，尽管胸围有些夸张。它以当时10多岁的少女芭芭拉的名字命名。

自从1959年面世，芭比娃娃就成了全球公认的“娃娃女王”。
马特尔公司说，一般的美国女孩拥有10个芭比娃娃，全球每秒钟就有两个芭比娃娃售出。

如今芭芭拉已有60多岁了，她拒绝接受采访，但据说她非常喜欢芭比娃娃。她可能是当今世上最著名的不为人知的人物了。

1961年，芭比娃娃的男朋友面世，按芭芭拉的弟弟肯的名字命名。
真正的肯于1994年去世。他对令自己全家名扬天下的娃娃极为厌恶。
他在1993年说：“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玩这洋娃娃。”

《美国哥特人》

1930年，格兰特·伍德因其画作《美国哥特人》一举成名。此画体现了美国农民庄严的自豪，常常被人复制。
画面展示了一位神色严肃的男子和一位女子站立在农舍之前。
伍德深受中世纪艺术家的影响，他的灵感来自于一所古老农舍的哥特式窗户，但最令世界注目的是画中人物的脸。

伍德喜欢画他熟悉的脸。
为画神色严肃的农夫，他选择了他那表情木讷的牙医，
至于站在他身边的农妇，他选择了自己的姐姐南。
他把模特的脖子稍稍画长了一些，但无疑能看出谁是画像的原型。

南后来说道，《美国哥特人》带给她的名誉使她摆脱了一种非常乏味的生活。

野牛镍币

今天，美国的硬币都用来纪念美国政府的杰出人物，其中大部分是著名的前总统。
但1913至1938年间发行的野牛镍币，却是为了纪念由美国拓居引起的两起相互关联的悲剧──野牛群的灭绝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毁灭。

此前一直是白人被用作美国镍币上的模特，而著名的艺术家詹姆斯·厄尔·弗雷泽却反传统而行之，起用了三名真正的美洲印第安人作为自己创作的原型。

由于大草原上不再有野牛漫步，弗雷泽为了镍币另一面上的野牛，只好到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里素描一只老野牛。
两年后，即1915年，此牛以100美元的价格售出，然后被宰杀取肉、剥皮，牛角制成了墙上的装饰品。

山姆大叔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4岁的山姆·威尔逊离家出走，加入父亲和哥哥们的行列，为美国殖民地独立于英国而战。
23岁时，他开始从事肉类加工业，并因为人诚实、工作勤奋而赢得声誉。

此后在1812年的战争中，威尔逊获得了一个职位，为美国军队检验肉食。他的合伙人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合同，给军队提供肉食。
送到军队的肉桶上面都印有EA-US标志，EA代表公司名，US代表原产国。
传说有一回，有个政府官员来参观加工厂，问及这些字母的含义，一个想象力丰富的雇员告诉他，“US”是“山姆大叔”威尔逊的缩写。
很快，士兵们都说所有的军需品都来自“山姆大叔”。

战后，政治漫画里开始出现一个名叫“山姆大叔”的人物。他的原型是一个早期漫画人物，名叫乔纳森大哥，此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非常出名。
很快，山姆大叔就取代了乔纳森大哥，成了最受美国人欢迎的象征。
最令人难忘的山姆大叔的画像是由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创作的，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画的很多著名的征兵招贴画上。
山姆大叔的形象是：高个子，白头发，下巴上有一小撮白胡子，身着深蓝色外套，头戴一顶高帽，上有星星点缀。这模样其实就是弗拉格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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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六岁时，玛丽·恩格尔布赖特是一个天分很高、却在苦苦求索的画家。她从家乡圣路易斯飞到纽约，希望找一份为儿童书籍画插图的工作──这是她一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当她去过的出版社都拒绝了她时，她非常失望。
其中一家出版社甚至建议，她的画也许更适合于贺卡。

“我被击垮了，凉”恩格尔布赖特承认。
与自己所期望的相比，贺卡似乎太低微了。可是那个建议她却记在心上，而且决定试一试。
这一试永远改变了她的人生。

如今，玛丽·恩格尔布赖特每年卖出的贺卡达1,400万张，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她那流行的设计出现在2,000多种产品上，其中包括书本、日历、厨房用品中。
她办了一家零售公司，在9个城市拥有分店（另有16家商店正在筹划），有25,000名零售商销售她的产品，
年均零售额在1亿美元左右──所有这些都是那次令人失望而命中注定的纽约之旅的结果。
也许以下设计并不少见：在恩格尔布赖特的一张构思大胆的贺卡中，一个女孩穿着工装裤，赤着的双脚搭在一张桌子上，身后的窗外是一片农田。
贺卡上自豪地写着：“我们不在乎他们在纽约如何做。”

一旦你熟悉了恩格尔布赖特的独特风格，在20步开外你也能认出她的贺卡：色彩艳丽、趣味盎然、充满怀旧气息。
她的贺卡边缘通常有精巧的图饰，常重复使用这样一些形象，如桃心、花、桃子或茶壶等。
卡片上最常见的是安·埃丝特尔，她有一头短短的直发，戴着一副大眼镜和一顶帽子，言语尖刻。
安·埃丝特尔（名从玛丽的外祖母）实际上是玛丽人生观的体现。

恩格尔布赖特乐观、质朴、幽默，十分可爱。
“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再多一些可爱的东西，” 她解释道。
实际上，可爱是她的重要标志。
她的名片曾在显著的位置印有一幅安·埃丝特尔的画像：嘴里叼着雪茄，手里端着酒杯，还有一行字：“恩格尔布赖特是我的名字，可爱是我的招牌。”
她补充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身边有点传统的东西能帮人们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犹如令人愉悦的食物一样，
这是舒心的艺术。”

传统艺术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一向是恩格尔布赖特生活的核心。
恩格尔布赖特1952年6月5日生于圣路易斯，是三姐妹中的老大，她几乎刚学会拿铅笔就开始画画。

她最早的记忆之一是4岁时描绘父母身着盛装外出赴晚宴。
“我印象太深，所以非画不可，” 她说。
但是，给她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读给她听的儿童书里的插图。
诸如杰西·威尔科克斯·史密斯和约翰尼·格鲁埃尔这样的艺术家对她早期绘画有非常大的影响。前者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插图画家，后者是“蓬发安”的创作者。

上中学时，恩格尔布赖特将几十张手绘的贺卡以每张25美分的价格卖给当地的一家商店，这是她第一次涉足艺术和商业领域。
她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做一名英语老师，也不想费心思读大学，因为“我已准备好投身于艺术家的生活。”
在一家艺术用品商店工作时，“我遇到了一些受雇的艺术家，并意识到这样做也能谋生。”
后来，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这工作“教给了我艺术生意经”。

1975年，恩格尔布赖特认识了社会工作者菲尔·德拉诺，两年后二人结为伉俪。
德拉诺成了妻子最有力的支持者。
“即使我们身无分文，他也从未说过，‘去找个工作吧，’”她说，
“对于他的支持，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激。”

那次倒霉的纽约之行后，恩格尔布赖特把她的画样寄给了两家贺卡公司。
其中一家买下了她的三张原创画作，而在另一家，她偶尔兼兼职，画了大量的鲸鱼、龙、城堡和神话中的动物。
而后，1980年儿子的诞生给她的作品增加了新的成分。
“忽然间，我觉得日常生活更加生动有趣了，”她说。
孩子、宠物甚至“善良的老妈妈”都开始出现在她的贺卡上。
她的作品成了“日常生活的画卷，人人熟悉的事物”。

1983年，怀孕8个月的恩格尔布赖特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在两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司生产了近百种不同的贺卡，年销售量达百万张。
1986年，她将贺卡的版权授予黎明出版公司，这使她能够将精力放在其他项目上，其中包括她那本订户多达55万人的家庭装潢杂志。现在，黎明出版公司负责贺卡的生产与经销。

尽管获得了成功，恩格尔布赖特依然脚踏实地。
她仍住在离自己成长的地方16公里远的地方，依然拥有很多学生时代的旧友。她还从一栋大房子搬到一栋小房子中居住，她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一家利用不了老房子里的所有空间。
她多半在夜里，在自己家的画室里作画。

由于恩格尔布赖特的工作在多方面获得成功，最终她为一本儿童书绘制插图的梦想实现也就顺理成章了。1993年，她为一本儿童书画了插图，而且目睹它成为一本畅销书。
与此同时，她还惊讶地发现：“这很有趣，但说来也怪，我还是最喜欢做贺卡。”

5a
我从未见过克拉克夫人，但看过她的医疗记录和上一位值班医生交给我的报告后，我知道她今晚会去世。

她屋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一台医疗设备，它闪着红光，似乎在发出警告。
我站在那里，一股怪味刺激着我的鼻子，我想起了过去闻到过的腐烂的气味，我闭上了眼睛。
我嘴里有一股从胃里返上来的酸味。
我伸手去开灯。灯静静地照亮了整个病房，我走回病床边，用无动于衷的、医生的目光观察着病人。

克拉克夫人已奄奄一息了。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骨瘦如柴的身体使她的头显得特别大；皮肤呈暗黄色，松松地裹在嶙峋的、连毛毯也遮掩不住的骨骼上；她的右臂平伸在床边，被无情地用胶带固定在一块板上，以便能固定针头使液体滴入；左臂横放在深陷的胸部，胸口随着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伏。

我伸手去触摸她放在胸口的细长手指。
冰凉冰凉的。我忙将手移到她的手腕，去感觉那微弱的脉搏。
克拉克夫人将头稍稍转向我，微微地睁开眼。
我俯过身去，勉强听见她微弱的声音：“水。”
我从桌上拿起一杯水，用手指封着吸管的一端，滴了几滴凉凉的水到她的嘴里，以缓解她的干渴。
她没有用力去吞咽，因为力气不够。
“还要，”那干涩的声音说。
于是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次她终于咽了一些，并轻轻说了声：“谢谢，你。”

她虚弱得没法交谈，因此没等她要求，我就开始做她所需要的。
我像抱孩子似的把她抱起来，给她翻了个身。
除了一件浅色的病号服，她什么也没穿。她又小又轻，像遭受了严重饥荒一样。
我打开护肤霜的瓶盖，揩了一些在手心。
为了不伤着她，我小心翼翼地把护肤霜擦在她发黄的皮肤上。她的皮肤松松地在骨头上滑动，背上每块骨头的轮廓都能清楚地摸到。
当我把枕头放在她两腿之间时，发现它们也是冰凉的，直到把手移到她膝盖以上的部位，我才感受到血液供给生命的热度。

而后，我挪了把椅子面朝她坐在床边，握住她那只没被固定的手，此时我又一次注意到她细长的手指。
很优雅。一时间，我突然想知道她是否有家庭，接着我发现病房里没有花，没有孩子们画的彩虹和蝴蝶，也没有卡片。
房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是一个被人爱着的人。
她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平静地回答我说：“今天……我让……家里人……都……回家……不想……他们……看见……”
她耗尽了最后的那点力气，再也说不下去了。但我已然明白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又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留下……”

时间似乎停滞了。
在一片寂静中，我感觉自己的脉搏加快了，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开始伴随着她那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落。
我们互相对视，不知怎么的，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两个生命间的一个特殊时刻。
她那细长的手指很轻易地就拢住了我的手，我微笑着慢慢点了点头。
无需任何语言，我从她发黄的眼睛中感受到了她对我的谢意，她慢慢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又睁开了双眼，只是这一次目光里没有任何反应，只有空洞的凝视。
没有一点先兆，她那细弱的呼吸停止了。很快，微弱的脉搏也消失了。
一颗泪珠从她的左眼中流出，滑过脸颊，落在枕上。
我开始轻声哭泣。
对这位迅速走进又走出我生活的陌生人，我心间涌起了一股感情。
她的痛苦结束了，可她的生命也结束了。
我依然握着她的手，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并不害怕这种感情之战，意识到这实际是她赐予我的特殊荣幸，而且我还乐意再来一次。
克拉克夫人没有让她的家人目睹这一幕他们或许无力面对的人生插曲，却与我分享了它。
她不想让家人看着她死去，然而她也不愿孤独地离去。
不应当有人孤独离去的，我很高兴能守候在她身边。

两天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克拉克夫人的消息。
原来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18个孩子的祖母、教会里的活跃分子、社区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人、音乐会钢琴演奏家、从教30余年的钢琴教师。

是啊，她的手指是那样细长而优雅。

5b
假设你90岁的母亲最近得了中风。
她是个惯用右手的人，如今却不能移动她的右胳膊和右腿──对她而言，它们已没有用了。
她虽然还可以发出声音，却无法让人明白她的意思。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月，因为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你她可能永远也不能康复了。
在此之前，你的母亲一直健康活跃，生活自理，独自居住。
如今她却要完全依赖他人了。

而后，X光透视显示，你母亲肺部受到感染，这是中风病人的常见病症。
于是医生给你打电话，因为你是她唯一在世的亲人。

“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感染，一周后她可能会好起来，” 他说，
“我说‘好起来’，是指她会保持她感染前的状况──直到出现某种别的病菌。
或者，我可以停止给她用药，这样一来，她可能三四天后就会去世。
我们可以让她舒服地度过这几天，办法是给她用止疼片和安眠药。
你希望我采用哪一种方法？”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不对？
一方面，你不忍心看着自己一度精力充沛的母亲活在因中风而变得痛苦而有限的生命里。
另一方面，你又不愿让母亲坐以待毙。

我来告诉你我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会怎么做。

我会说：“不要给她服用任何抗感染的药物了。
要让她舒服，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她会自己克服感染。如果不能，那她也会死得安详。
我不愿担当硬让自己的母亲活受罪的责任。”

我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多次碰到这样的病人。
最近，我给一位80岁的患肝癌的妇女动过手术，但没有成功。对缓解癌症导致的问题我无计可施。
她是个聪明女人，没有任何直系亲属。手术后几天，我坐在她身边给她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我可以给你用一些抗癌药，” 我说，
“但是它们会让你难受，而且还治不好你的病。
同样，我也可以在你手臂上插上针管，给你输液，这可以让你在食欲渐渐消退时不觉得饥饿；输液可能让你的生命延长一至两周。
或者，我可以撤消所有的治疗，只给你吃维他命，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效果。我个人建议你选最后一种方案。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病人选择了听从我的建议。两周后，她安详地、毫无痛苦地离世了。

而有时，要做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定却很困难。
最近，我有一个病人严重中风。
他完全动弹不得，而且不能吞咽任何东西。
头两个礼拜我们给他输液，后来又通过一根导管将食物从他的鼻子输送到他的胃里。

三周后，他依旧昏迷不醒，而导管使他的喉咙经常疼痛。
我与他的四个成年孩子商量，告诉他们我认为该把一根导管通过一个小洞直接插进他的胃里，这样喂食他就不会那么痛苦。
我还告诉他们说：“我可以把导管拿掉，就让他吃些他能吃得下的东西。有可能他活不长久，但他不会太痛苦。”
没有人愿意承担允许施行手术的责任，也没有人愿意允许完全停止给病人进食。

结果，可怜的老人又多活了近三个月，喉咙依然疼痛不已，嘴里也因疼痛而经常出血。
他死于严重感染──一种令人悲痛的死法。

那么，作为负责任的人，在需要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时该怎么办呢？

归根到底是个常识问题。
在我行医的30年里，以及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里，医生和病人家属一直合作默契，共同决定在疾病的最后阶段怎么做才对病人最好。

有95％的病例，在恰当磋商之后，都能做出人道而合理的决定。
另外的5％不能立即达成这样的决议。遇上这种病例，做上几天或数周的基本治疗，观察病人的进展之后，正确的决定就一目了然了。

在此我警告一句。
不论是家属还是医生，他们都不愿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可是毫无疑问，如果任何一方坚持要有所谓 “中立”的第三方（通常是政府代表或者职业律师）介入，那不但会拖长决策过程，而且在很多时候，决策还会更加武断、更不人道。

我们试图避免的就是中立。唯一有权做出决定的，是那些非常熟悉病人、能将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
如果有一个地方应该禁止律师和政府官员的干涉，那就是危在旦夕的病人的房间。